邓小南：疫情下世界范围的失序背后是深层的文明问题

2020年7月12日，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论坛（第一期）成功召开。八位国内顶级专家、一流学者围绕“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原参事邓小南指出，这次疫情暴露出世界范围的失序，包括机制、体制的失序，失序背后是深层的文明的问题。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对待疫情的初始态度上有明显的不同，这不仅是经济条件和治理体制的不同，更深层的文化基因也有所不同。

邓小南强调，了解不同文明的底色和特质，展现自身文明的底蕴，才能加深相互的理解，扩大命运共同体的基盘。要加深对中华文明的家国、天下观的研究。

全文如下：（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仅供参考）

疫情实际上是不同文明呈现的一个突出节点，也是不同道路接受考验的一个重要时点。就国内而言，这次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6个月，是对我们国家和社会治理方式的一次大考，也是对2020年1月刚结束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效的一个集中检验。从国际范围来看，新冠疫情是恰恰发生在百年未遇的大变局这样一个时代，发生在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受到严重冲击这样一种情势之下。所以这不光是我们中国面临的变局，也是美国乃至世界各国面临的变局。疫情的冲击效应，被赋予的政治意义也因此而变得突出。

这不仅是重大的世界性公共卫生事件，病毒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传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范围内一种失序状态的感染和传播。说到失序，有的是应变过程中暂时性的失序，也有日常淤积的一些矛盾迅速爆发导致的失序，当然也有一些人为制造的事端引发的失序。那么这个失序，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地、大量地显现出来。同时，这些机制、体制方面的失序，社会组织运作方式的失序，以及不同人群心绪的紊乱失序，也引起了高度关注，甚至是造成新的焦虑。

说到后疫情，目前说“后疫情时代”可能还过早。当然这个后疫情时代的提出，反映出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期待，希望能够回归秩序，回归常态。事实上，我们知道任何理想中的常态恐怕都难以回归，以往视为不正常的状态，或许就是日后的新常态。中国古代历史上，分裂失序的年代可能比统合有序的时期更长，失序的状态中往往也酝酿着新的秩序的出现。那么，失序可能是变化的节点，跟随而来的秩序重组，必然会构成新的整体性的挑战。

那么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未知和意外，面对这种秩序重组里边的变数，我们需要清醒的思考维度，需要中华文明的滋润效应与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病毒本来是不分国界的。疫情期间，无论病毒的传播、疫苗的研发或者是经济生活上下的产业链，人类命运无法分割彼此，这个阶段是最能够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涵义的，但是我们在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层面看到的，反而是走向两极，是分裂的加剧。这样下去危机中蕴含的契机可能被遮掩、堵塞，得到积淀与强化的可能不是全球化，不是基于检讨与反思的扎实进展，反而是单边主义和思维方式的封闭固化。以往我们讲全球化想到更多的是资源、经济、科技、金融以及环境、气候，包括这个交流机制等等。那么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失序的状态在全球蔓延，有的学者就指出全球化一定是双向矛盾、正反交织的历史。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是需要全面加以检视的。这也提醒我们不仅要关注当前的焦点、热点问题，也要研究根本性的深层问题。那么就引出这一次会议下一个关键词，即中国文明。

我认为，讨论文明应该从更广阔的视域着眼。习近平总书记有个提法是“文明如水，润物无声”。也就是说文明是具有流动性、渗透性的，刚才两位专家也提到这一点，文明延伸影响的范围并非国界可以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中华文明可能更为恰当。中华文明内部多元一体，包含着不同的文明成分，同时又是在世界多文明互动融通的背景下养育形成的。没有对多文明的理解，就看不清中华文明特有的内涵。换句话说，有各美其美才能够美美与共。

疫情不只是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不只是对治理体制的考验，也是对人类文明、对知识体系的重大挑战。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对待疫情的初始态度上有明显的不同。这个不仅是经济条件和治理体制的不同，也是文化的基因有所不同，对于生命、对于道德伦理的理解有所不同。不同的应急反应各有其内在的逻辑，像大数据对于疫情的追踪，也因国情民情的不同，而有非常不同的效果。当前世界互联沟通的方式远远超越了前代，但是不同文明间隔膜冲突的程度可能并不逊于传统社会。了解不同文明的底色和特质，展现自身文明的底蕴，才能加深理解，扩大命运共同体的基盘。

提倡中华文明切忌流于浅薄。这些年，社会上讲国学、办书院，但在疫情期间太平景象突变，各种情绪化的非理性表达方式，不期然而然地凸显出来，例如像甩锅、互怼等一些说法，不仅出现在网络上，也出现在某些官员的口中。民众对不同意见的表达往往也脱离了思考，而倾向于简单化的批判。

我们在理解这些词语指向的同时，也感觉到思想力量和表述语汇的贫乏。事实上，只有在日常教育中提倡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才能形成有逻辑、有学理的思考与批评。所有的共同体其实都是平台，有沟通也有竞争。对于竞争的严酷性不能存有幻想，而在竞争中善于沟通、善于争取人心，掌握把握分寸的艺术，也是一门严肃的学问。不同文明的特质与社会的深层结构相关，而所谓的深层在面对不安定的时候才更容易体现出来。

中国人对于家的感觉，对于国的体验使得失序的状态会得到某种深层秩序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国、天下的文化内涵值得深入发掘，对家国观、天下观需要更加深切的认识。

汉语中，我们提到国家是国与家为连带一体，而不对其内涵做细致的区分。有些宣传中甚至只将国家视为政权，而在英语中 state、country、nation、motherland,显然并非同等的涵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包容社会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像陈晋主任刚刚指出的，要突出这种可亲可爱的基本特色，对海内外同胞也应该强化对中华文明、对祖国情怀的认同感，强调中华民族、祖国是我们共同的根基和家园，这是患难时期的凝聚力，也是新常态下对于化解矛盾应有的考虑。

中国道路是历史选择的结果，选择的背后有我们鲜明的历史优势，也有沉重的历史包袱。随着疫情的发展，已经有对于不同体制和治理模式合理性及其弱点的比较和反思。中国体制的重要优势之一在于决策集中、行动力强，值得重视的问题则在于如何更为有效的激发自下而上的社会活力。道路，要方向正确，也要越走越宽。现代文明并非只有一个模式，尊重不同文明各自的路径探索，求同存异，交融互动，天地才会更为广阔。大道至简，这是中华文明的精神，也是根本性道路选择的宗旨。

文明与道路，是我们面对的关键词，后疫情时代要聚焦于根本性的问题。口号泛滥、说法翻新无益于大道之行。十八大以来，始终强调讲真话、做实事，这6个字返璞归真，是疫情期间全社会最为有效的行动指南，也是后疫情时代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基本、最切实的路径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