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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必坚访谈录丨关于“大变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点答问


来源:学习时报发布时间:2021-05-26

采访组:您曾受中央指派主持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和国情调研,请您结合自身经历谈一谈当时主要从哪几方面着手进行的?“初级”一词的含义是什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为什么这么说?

郑必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郑重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这个重大判断,是基于清醒坚定的科学态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深远的战略意义。

我们党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最懂得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比如1939年,毛泽东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即深刻指出党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乃是党在“幼年时期”所犯的错误。又比如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才第一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开始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但是,它还不成熟,不完善,还没有抵御和防止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这种严重袭击的准备”。后来到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到了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把“制度的初级阶段”拓展到“社会的初级阶段”,明确指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是在这样反复探索和总结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决定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我们党全部立论的根据,明确指出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进而有系统地阐明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路线和方针、政策。

应当说,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的重大成果之一,又是当时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起点。而这里的一个贯串各方面的无可回避的根本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说得完全一点,就是按照实践标准,按照生产力标准,破除一切离开实践离开生产力而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错误和空想观念,这样来反复地、不断深入地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

从十三大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引下,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和领导工作的实践,较之三十多年前是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他还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采访组:作为“中国和平崛起”论题的首位提出者,请您结合自身经历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为什么要提出这一论题?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西方社会仍然鼓吹“中国威胁论”,说什么中国会走“国强必霸”的路子,中美很难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郑必坚: 2002年12月我访问美国,向美国人士介绍党的十六大。在那里,我直接面对美国一些人关于中国的两类看法。一类是认为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将不可避免地挑战美国战略利益,必然会对美国形成威胁。另一类则认为中国将同苏联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面对美国朝野如此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当时我即以“中国和平崛起”来应对——以“和平”应对“中国威胁论”,以“崛起”应对“中国崩溃论”。而在说明党的十六大精神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面向21世纪的发展路线时,我更明确提出:“中国将要走出一条同世界近代以来历史上后兴大国崛起进程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2017年,我在北京同“修昔底德陷阱”论的提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交谈。他向我说明,他提出“陷阱论”的本意不是针对中国,而是希望美中之间可以避免那种“陷阱”。我感谢他的好意,同时指出:从当前大国动向来看,归根到底无非三种作为:一是冷战思维,二是局部热战,三是谋求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对于前两种作为,中国人第一反对、第二不怕。那一套没有前途,而且中国人也都成功地应对过。中国的抉择是第三种,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设的基础上,走和平发展道路,全方位地与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

今天当全世界把关注的目光更加聚焦中国,当各方面人们从各自角度出发议论中国快速发展对当今世界是威胁还是机遇,而且“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均有一定市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以贯之地以鲜明立场和态度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坚定地在改革开放中走和平发展道路。

具体来说,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具有以下五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点。

一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立意。既是泛指需要由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的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所要走的道路,更是特指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为开端,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一个带有和平崛起鲜明特征的发展阶段所要走的根本道路。

二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要在致力于办好我们自己事情的基础上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义务。

三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途径。就是要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本布局。就是对内方针与对外方针相统一,对内和谐与对外和平相统一。即是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内政;既是对外宣示与承诺,也是自我约束与规范。当然毫无疑问,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加强国防是天经地义。道理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强大国防,不但中国自己很危险,而且这种情况本身就会成为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大局严重动荡的重要因素。

五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最深刻的根本内涵。就是要在21世纪上半叶,在不断弘扬自主创新精神并同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相交汇中,用文明的理念、文明的方式、文明的手段、文明的形象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一步说,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在当代中国发展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优秀文明传统的同时,积极借鉴和吸收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的有益成果,在自主创新中实现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在内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采访组:当年您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整理执笔人,又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主要负责人,您还参与了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您能谈谈当年亲历的一些难忘的事情吗?

郑必坚:说到邓小平的1992年南方谈话,我以亲身经历而实实在在地感悟到的是:伟大的理论,根源于艰难战斗和深刻反思。

南方谈话之所以能够产生,最根本的是由于面对中国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这两个大局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大变动,尤其是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邓小平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严肃的科学态度,经过实地考察和深刻反思而形成和确立起来的。在这里,没有什么一帆风顺,没有什么轻而易举,更没有什么一蹴而就。一句话,是在大变动大风波中应运而生的。

南方谈话,从根本上澄清了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并从而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结果是,打破了西方七国联手对我国的经济制裁,扭转了一时阴霾满天的国际环境,强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启动了中国新一轮举世瞩目的大发展。

南方谈话之后不久,邓小平又在他辉煌一生的最后段落,在1993年伏暑盛夏时节,不去北戴河休假,全身心投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的编审工作。我们记忆犹新:他亲自审定每一篇文稿,而且抓得那样紧、那样细,终于完成了一部具有现实和长远重大战略意义的经典著作,并且郑重地把它作为“政治交代”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当时邓小平高兴地说:“算完成了一件事”,“这是我的政治交代”。他还在审稿过程中这样说:“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在向他请示用哪一篇作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时,他明确回答:“编到南方谈话为止,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

1993年,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我们进一步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统一思想,坚定信念,积极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并且号召全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下努力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随即在全党范围首先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形成了具有相当广度和深度的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热潮。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党中央在抓紧领导学习邓小平理论热潮的同时,卓有成效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且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以邓小平理论为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战略基础上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面对新的考验,迈上新的高度。

历史的回顾,现实的发展,反复有力地表明:我们党在新时期启动大变动、新觉醒拥有这样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实在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

采访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重大论断,即“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请您谈谈这个“大变局”变在哪里?这期间,我们最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抓住哪些机遇?

郑必坚:就让我们从当前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引发的大变动说起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指出的:“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对各国都是一次大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回过头来看,这次新冠大疫,中国先遭难,但是随即出乎举世预料,中国在应对大疫和转向复苏这两大方面,打了举世瞩目的两大胜仗。而且还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挺身而出,同世界共命运。这当然是事实,是天下大势的光明面,而且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天下大势光明面。

但我们同时清醒看到,世界面前有两条路线,两种命运。除了刚刚说到的光明面——中国成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局势头良好之外,还有另一条路线另一种命运,那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华狂热。美国的作为,非但不是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反而是甩锅,是搅乱,是把矛头指向中国,并从而要使正在共同抗疫的世界陷于分裂!对此,我们中国人不怕,但是如果真是被美国搅乱了世界,问题就严重了。

面对这种严重局面,我想再展开一点,多说几句。综观20世纪最后20年和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发展大势、发展主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六个字——“大变动、新觉醒”。说完全一点,就是“以中国和平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大变动、新觉醒”和“以世界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大变动、新觉醒”。这样两方面的“大变动、新觉醒”,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进程。而这个进程,可以说,中国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就开始启动了。从那时到现在,不过40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动。

说到这里,我愿提出一个重要情节。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这样说:“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我们不仅要赶上时代,而且要勇于引领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尔后在2018年12月18日,他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必须毫不动摇走下去”。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对邓小平提出的有名论断加以补充,把“赶上时代”与“引领时代”结合起来,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我国国势的跨世纪发展,正好应当作为我国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的“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2019年10月24日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第四届会议上,我在题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开幕讲演中这样说:“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而又总是能够在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同时,敏锐把握时代发展,赶上时代以至引领时代。”事到如今,尽管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肆虐,加上美国严重逆动,但我坚定确信,作为“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中国共产党“赶上时代与引领时代相结合”,肯定能够在曲折前行中愈益发扬光大。一方面,这将大有利于在国际范围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这同时又将大有利于国内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建设事业向更高水平的新跃升。

历史将证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导向之下,在“赶上时代与引领时代”作为“改革目的”的实际推动之下,中国与国际社会协同致力,那就意味着“大变动、新觉醒”的势头能够保持,亚太和世界和平和发展前景向好。反之,如果任由美国霸权反华,恣意妄为,兴风作浪,那可是死路一条!这也可以叫做“两种亚太和世界之命运”吧。

总之,放眼世界,两面大旗。一面是美国的“霸权反华”,另一面是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冷静观察,从容应对,扭转疫情走在前头,恢复生产也走在前头,并且坚持“赶上时代与引领时代相结合”的持续主动作为。而美国却深陷“四大危机”——疫情危机、种族危机、国力衰退危机和不可测国际问题引发的危机。

此时此刻,人们记忆犹新: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西柏坡所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还这样说过:“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事情就是这样,接着“赶考”——迎接新的“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