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以色列和美国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宣布其对伊朗的行动代号为“咆哮的狮子”,美国则将此次对伊朗空袭行动命名为“史诗怒火”。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对美国和以色列发起代号为“真实承诺-4”的反击行动。截至目前,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已远超预期,演变为一场深刻重塑中东乃至全球秩序的连锁危机。这场冲突不仅考验着伊朗政权的韧性,更将战争溢出效应推向区域乃至全球层面,迫使各国重新审视安全逻辑与战略选择。
3月3日,国创会就美以对伊战争的国际影响等问题,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进行访谈。

伊朗政权稳定与美以政权更迭目标评估:制度韧性与战略误判
国创会:在战争初期就遭遇高层人员大量损失后,您认为伊朗政权维持稳定的内部因素是否足以应对当前危机?
田文林:美以在战争初期对伊朗高层的精准打击一度引发“政权崩溃”预期,但伊朗政权展现出超乎想象的制度韧性。这源于其政治体制的深度制度化与危机应对机制的成熟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1979年革命建立以来,已形成一套高度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并非轻易可以摧毁。在此次战争中,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事前便指定其长期助手阿里·拉里贾尼在紧急情况下主持大局,确保了最高领导层在遭遇重大损失后仍能迅速稳定权力中枢。目前,伊朗最高领袖选举程序正按既定章程推进,尚未出现权力真空或内部分裂的迹象。

3月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拍摄的烟柱(图源:新华社)
国创会:您认为目前美以试图推动持续军事打击以推动伊朗政权更迭的策略在当前局势下可能性有多大?
田文林:这一目标目前看很难实现。伊朗依然具有反击能力,伊朗的反击策略更彰显其战略定力,初期以消耗性使用老旧弹药(如“法塔赫”导弹)进行有限报复,既避免过度消耗国力,又向美以传递“持续反击能力”信号;后期则依托其庞大的导弹库存与本土化生产体系,保留了对美国军事基地和以色列关键设施的持续威慑能力。这种战术,恰恰体现了伊朗作为地区大国的典型特征。伊朗国土面积达164万平方公里,人口8800多万,且具有较强的工业能力,尤其是能自主生产导弹、舰艇、飞机,军事工业能力较强,安全自备能力强;除此之外,伊朗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拥有数千年文明积淀与相对成熟的国家认同体系。因此要推翻伊朗政权难度非常大。历史经验表明,美国推翻他国政权需付出巨大代价,例如美国推翻伊拉克政权就出动了大量地面部队。美国和以色列若仅依赖空中打击,难以完全摧毁伊朗的指挥系统与反击能力;若出动地面部队,则有可能陷入战争泥潭,将持续消耗国力。因此,美以对伊战争的“政权更迭”目标实际上难以实现。
战争溢出效应与中东政治格局重塑:从“代理人战争”到“地区大国直接对抗”
国创会:目前美以伊之间的战争规模和影响有扩大化的迹象,这种溢出效应的直接影响是什么?
田文林:当前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伊朗周边的海湾国家从“和平绿洲”转向“动荡漩涡”。海湾国家曾依托油气红利构建“福利换稳定”模式,成为中东最安全的区域。但伊朗的反击行动彻底打破这一平衡,美军在海湾的军事存在首次遭遇直接打击,海湾国家反而因有美国保护而遭遇打击,导致海湾国家安全环境急剧恶化。更严峻的是,伊朗已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威胁区域能源命脉,从而使海湾国家陷入更大的安全焦虑,并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巨大冲击。

3月1日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区拍摄的浓烟(图源:新华社)
国创会:这种转变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有何影响?
田文林:整体来说,中东地区冲突范围和烈度同时都在扩大,从“代理人战争”转向“地区大国直接对抗”。过去中东冲突多以代理人战争形式存在,如胡塞武装对抗沙特、真主党牵制以色列,冲突烈度受控于大国间接干预。但此次美以对伊战争已演变为地区大国直接军事对抗:以色列空军与伊朗革命卫队在伊拉克、叙利亚边境展开空战,无人机与导弹互射频率激增;伊朗直接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发起全面打击。随着海湾国家步入动荡,中东地区冲突范围和烈度都全面上升。海湾国家本身安全自备能力有限,美国若不能继续保障海湾国家安全,海湾国家将面临重大安全挑战。王毅外长3月2日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时强调:“中方重视海湾各国正当诉求,支持其维护主权和国家安全。战争外溢不符合海湾各国根本利益。希望海湾国家加强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发展睦邻友好、增进团结协作。”王毅外长的表态精准切中了海湾国家的安全问题。例如阿曼,阿曼在此次战争中基本没有受到打击,因为阿曼采取了“独立”“多边”的外交立场,如2023年斡旋伊核谈判、2025年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反因中立立场获得美、以、伊三方信任,成为区域调停核心。
国创会:以色列能否因为此次海湾国家也遭遇伊朗打击、遭受重大利益损失而实现团结海湾国家共同打击伊朗的战略目标?
田文林:以色列团结海湾国家共同对付和打击伊朗的目标基本没有实现的可能。2020年的《亚伯拉罕协议》一度推动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关系正常化,2022年六国外长会议更标志着阿拉伯世界集体接纳以色列。但以色列占领加沙的持续行动以及加沙人道危机的恶化,使阿拉伯国家将“落实两国方案”作为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导致《亚伯拉罕协议》实质停滞。以色列此次联合美国打击伊朗,尽管海湾国家因伊朗的反击行为遭受了损失,但以色列给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风险,以色列团结阿拉伯阵营对抗伊朗的可能性并不大。
中东变局对中国的战略利益影响和国际格局挑战
国创会:在当前局势下,中国在中东面临的最大安全风险是什么?
田文林:目前,伊朗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策略,将打击所有试图通过的船只。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全球油气资源核心区域之一的海湾地区将受到严重影响,全球能源市场也将遭受重大冲击,对全球能源市场、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会产生连锁反应。对于中国而言,中东地区的战争状态扩大化和持续化,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会造成直接冲击,中国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海湾国家有大量合作及投资,战争延续会对我们的人员、项目造成一系列损失和威胁。从能源安全角度讲,中国近年来已经实施油气资源来源的分散化策略,但由于中国处于全球性重化工产业、制造业节点,油气资源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暴跌都会加剧中国的产业链风险并推升生产成本。

(图源:百度百科)
国创会: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从美国人角度看待的“中俄伊”大三角中,俄罗斯和伊朗都步入了战争局面。未来,中国会不会进一步遭遇美国及其盟友在国际政治格局的挤压和威胁?
田文林:从国际格局角度观察,目前的伊朗局势对中国而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伊朗遭遇持续打击,如果美以通过“速战速决”摧毁伊朗反击能力,则美国将迅速抽身,转而强化对华围堵,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以及美国盟友挑起冲突的风险将持续上升。另一方面,如果伊朗反击持续,美国难以脱身,则会加剧消耗美国的全球性战略资源,美国对华的战略威胁能力将有所下降;若伊朗反击持续,美以将深陷中东泥潭,消耗其全球战略资源。目前,美国在中东军事部署已占全球海外驻军的35%,若持续投入,其对华战略遏制能力将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