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中国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了极不寻常的发展成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绚丽华章。中国社会强大的韧性与潜力得以充分释放、充分彰显,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积累的一系列独特理念、成就和经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由衷喝彩。为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的今日中国,本报记者采访了尼泊尔前驻华大使利拉·马尼·鲍德尔(Leela Mani Paudyal)。鲍德尔表示,如今,坚定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的中国,展现了锐意改革的发展决心与迎难而上的战略定力。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是风雨无阻的真挚朋友、值得信赖的发展伙伴。中国道路以其独具特色的理念、制度与实践优势,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道路的发展模式,为欠发达国家带去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和发展机遇。
展示出运筹帷幄的治理才能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际学术界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赋予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与日益显著的国际地位。对于习近平主席在领导国家治理、社会进步、民生福祉等领域的施政目标与改革举措,您如何评价?
鲍德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习近平主席展示出一种运筹帷幄、善于革新的治理才能。在准确研判中国国情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施了一系列令中国焕然一新的重大政策,这使得中国在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的基础上,将发展重点向加快培育国内需求、加快科技创新自立自强、优化产业和供应链、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确保国家安全等领域倾斜。
可以说,习近平主席是一位具备伟大思想家所应有的洞察力与思考力的领袖。“十四五”规划、“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方针,都以一种令人钦佩的长远目光,助力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此外,他对于如何弥合城乡发展差距,如何在保护与发展中找准“平衡点”有着独到见解。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时,中国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小康”,这一曾经满载美好生活理想的词汇,终于成为了真真切切的现实。如今,中国为自己树立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宏伟蓝图: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我看来,习近平主席所坚守的“人民至上”理念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独特治理方式。他以自己的点滴行动体现着始终心系民生、牵挂百姓的为民情怀。为亲自体察民情,他经常前往偏远地区,深入到社会最底层的贫困家庭,看望并慰问当地民众,与他们聊天、共进晚餐,了解他们面临的生活困难,为他们送去最真挚的祝福。他渴望知晓当前中国仍然存在的民生疾苦,也真切希望解决百姓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因其闪烁着的独特思想光辉和新颖观点,深受国际社会欢迎。这一有关全人类福祉的美好愿景旨在促进全球和谐与共同发展,兼顾大国、小国、富国、穷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等各方关切。同时,习近平主席对于全球化与多边主义的坚定承诺,深受“全球南方”国家赞赏。他曾在多个国际场合提及坚持开放包容、推动互利共赢的原则,也曾多次宣告将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世界。
我也注意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全新的概念将开创出一种属于今日中国14亿多人、符合现代化形态的新式文明,从而大大增强民族自豪感与集体荣誉感。习近平主席深知,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中国正经历着几十年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而这种变革需要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得到更大的支撑。鉴于此,作为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创造和实践的产物,中华文明有必要在现代中国得到一种新的传承与延续。
深度启迪他国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瞩目成就得益于哪些因素?
鲍德尔:要在如此短时间内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转型,没有捷径可走。在我看来,习近平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政策的稳定性、中国社会展现出的和谐与活力,以及中国各族人民的勤奋与务实,都是促成中国式现代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
今天,中国找寻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国情的新型现代化之路,这一道路扬弃了西方式现代化的不良因素,是一条富含中国自身文明价值观、能够成功解决中国社会自身矛盾与问题的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破解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普遍性难题、可以深度启迪他国的现代化之路。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鲜明特点。这一进程实现了从农耕传统到工业文明的转变,让大量人口从乡村走进城市。过去40余年来,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全球绝对贫困标准衡量,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近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的近75%。2021年,中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提前10年完成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这一中国式现代化史上最为伟大的成就得到了世界各国政治领袖、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高度赞扬。贫困堪称现代文明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而中国以惊人的毅力、速度和规模战胜了这一威胁。
与此同时,中国在科学技术现代化方面取得的飞跃性进步令人惊叹。截至2018年底,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2.9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中国的5G网络超越了许多西方国家曾经在电信技术领域占据的传统主导地位。同时,中国在新能源开发和生产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具有划时代意义。在中国的帮助下,更多发展中国家能够以一种价格更为低廉的方式获得新能源,从而促进其国内经济发展。此外,中国在智能电网、空间探索、微芯片设计等高端技术前沿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展现负责任全球大国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尼泊尔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怎样的经验,带来怎样的机遇?
鲍德尔:对于诸如尼泊尔这样的国家而言,能够真正提供帮助的国家并不多,因此,中国伸出的友好之手尤为重要。作为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大国,今天的中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作为尼泊尔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第二大旅游目的地、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以及主要的发展援助国,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与转型使得尼泊尔获得了很多益处。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通过全球互联互通网络为世界人民架构起沟通桥梁的新范式,为诸多发展中国家带去了难能可贵的经济机遇。2017年,尼泊尔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为尼泊尔带去了官方援助、技术转让、人力资源开发、旅游业等领域的大量机会。近年来,尼泊尔学生到中国内地高校学习的人数迅速增加。其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乃至东欧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大批学生涌入中国高校学习。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面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缓慢的背景之下,该倡议作为对当前全球发展集体努力的呼吁,能够极大地弥合全球发展赤字。“全球安全倡议”将安全定义为不可分割的全球公共商品,反对将安全视为少数国家为谋取特权而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全球文明倡议”则为共绘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画卷、推动世界文明多元一体提供了新颖视角。通过这些国际性倡议,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全球大国的模范形象。
西方模式遭遇“水土不服”
《中国社会科学报》:二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内生产与经济结构方面仿照西方模式。现实证明,西方模式在这些国家遭遇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并导致这些国家直至今天仍陷于发展困境。相比较之下,您如何评价中国模式及其框架下的国际援助政策?
鲍德尔: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并向“全球南方”国家推广其经济发展模式。历史上的这一体系虽然已终结,但其负面影响仍在。事实证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西方经济学理论虽然在短期内解决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危机,但长期而言,无法克服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逐渐显露,为这些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这一被称为基于70年全球经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的发展融资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向发展中国家强加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霸权条款和条件;第二,通过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项目设计、开发和执行,剥夺当地资源、削弱了当地知识自主性;第三,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广包装华丽、代价昂贵的西方技术;第四,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资金流动通过政府的非正式机制或一些非政府组织进行,这可能与正常合法政府的目标愿景相悖;第五,西方国家声称的所谓“资金援助”最终将接受国推入贫困的深渊,造成过度依赖西方战略原材料和资金援助的恶性循环。
根据相关数据,1970年至1998年,非洲国家的贫困率从11%上升至66%,而这一时期这些国家所接受的西方国家援助资金却处于峰值。越来越多的贫穷国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的西方发展模式只会带来适得其反的经济效果,也因此正在竞相寻求替代性的融资模式,而中国无疑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表率性作用。
到目前为止,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一直是通过政府正式渠道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干涉资金接受国的内部事务,不强行附加基于自身价值观的硬性条件,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国际援助始终以低成本且优质的技术为支撑。这些因素使中国的发展融资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极具吸引力。
“产能过剩论”实属空穴来风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天,在一些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的背景下,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近期,一些西方政客炒作所谓“产能过剩论”,称中国电动汽车“产能过剩”冲击甚至损害国际市场。对此您如何评价?
鲍德尔:来自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经常以他们宣扬的新自由经济理念为唯一标杆,以此声称“中国崛起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并试图采取多种措施比如贸易保护、出口管制、技术制裁、“反补贴调查”等,阻止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展开正常的贸易与投资活动,这一切实为意欲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电动汽车发展的重要阵地。出于对中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尤其是中国电动汽车长期畅销欧洲事实的担忧,欧盟曾经于2023年10月启动了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试图限制法国、意大利等国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量不断增加的趋势。然而,这似乎并不足以阻拦中国电动汽车销量强劲的势头。数据显示,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期间,欧盟共进口了177839辆中国电动汽车,与欧盟曾经“反补贴调查”期限覆盖范围(2022年10月至2023年9月)相比,月均进口量增长了11%。
对此,欧盟委员会认为,如果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口量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增长,欧盟生产商可能会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欧盟海关宣布从3月6日起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为期9个月的进口登记,意在将来对相关车辆征收追溯性关税,从而保护欧洲本土汽车产业。
然而,种种数据表明,中国电动汽车“产能过剩”的指控可谓空穴来风。一些西方国家在没有掌握证据的情况下,以各种借口对中国商业商品进行限制,这显然不合理。可以说,市场繁荣程度是衡量产业发展良好与否的根本标准。如今,中国一些著名的汽车制造商例如比亚迪,已经被国际市场证明能够以高效率和高产能生产数量可观且质量上乘的商品。应当说,任何人都无权遏制这一事实。庆幸的是,一些明智的欧洲人士已经意识到,作为欧盟国家许多汽车公司的重要海外市场,中国与欧盟汽车产业之间是利益交融的。
“产能过剩论”本质上是将经贸问题政治化。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习惯于通过“中国威胁论”以及其他类似论调来制造偏颇的观点,并动员所谓主流媒体、舆论领袖和非政府组织对这些观点进行大范围散布。鉴于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全球经济紧密交织,西方国家所发起的以上措施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也对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产生了负面“溢出效应”。与中国相关的社会经济活动受到来自西方的强力阻碍,无疑将对国际秩序与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动荡。这种动荡对世界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承受的,对尼泊尔等仍在苦苦寻找国家发展出路的贫穷国家而言尤其严重。对此,各国知识分子、研究人员、智库机构应当依据自己的判断明辨是非,避免被西方霸权国家的刻板偏见与政策观点所左右。
为世界和平带去信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国际格局正在经历着深刻调整与转型,世界仍面临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的困扰,地区复杂热点议题层出不穷。而中国从未停止为推动国际冲突降温而奔走的努力。对此您如何评价?
鲍德尔:的确,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局部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全球经济依旧增长缓慢,仍未完全走出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极端气候频发和生态系统风险的加剧,为多国经济带来了重大损失;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在一些地区依旧横行。在此背景下,中国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地区冲突,反对大国的单边行动。例如,为推动停火止战,中国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和《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并成功地化解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两大“宿敌”积累已久的恩怨。中阿巴三方合作机制的重启,在调解巴阿关系、助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近年来,中国在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联合国下属机构,以及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组织中发挥着出色的引领性作用。
今天,中国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坚定支持全球其他发展伙伴的国家发展事业。例如,中国与“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一道,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为仍处于弱势的国家、为改变不平等的南北政治经济关系而发声。中国尊重所有主权国家的内政,尊重他国人民的选择。
中国领导人曾经多次承诺,无论何时,中国永远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寻求“单极霸权”,或是使用武力手段侵犯不按照其命令与意图行事的国家。当前,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加剧了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未来,我对中国与尼泊尔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更加紧密地携手彼此,为冲破国际层面仍存的霸权主义藩篱充满期待,我深信这不仅将为中国自身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也将为世界和平带去巨大信心,从而开创属于全人类的、真正自由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