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出自《道德经》，主张遵循自然规律、顺应民心民意，以"不妄为"实现"无不为"的治理境界。从“五帝”时期“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治理理念，到老庄学派“道法自然”的自然体悟；从《易经》对“无妄卦”的卦辞解读到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以种树喻治国的生动实践，彰显出中华文明对治理规律的深邃思考；周武王“刀枪入库”造就和平盛世，汉初"文景之治"铸就国泰民安。新时代新征程中，深入挖掘"无为而治"中蕴含的尊重规律、顺应民心等思想精髓，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为帮助中外读者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治理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和基本方法，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以下简称“国创会”）策划，国创会会长、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徐伟新撰写的《大国之治：中国古代的治理智慧》现推出有声版（中英双语），邀您一同读懂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淀形成的基本的文化性格和思维方式。

“无为而治”出自《道德经》。《道德经》认为，“道”是无为的，但“道”有规律，以规律约束宇宙间万事万物运行，万事万物均遵循规律。引申到治国，“无为而治”即循道而治，遵循客观规律而为，不过多地干预，不妄作为。

中华文化中“无为而治”的治理理念由来已久，早在“五帝”时期，就有无为而治的传统。《周易·系辞传》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以“衣”在上者象天，以“裳”在下者象地，取象“乾坤”阴阳和合的意思。垂文“衣裳”，示天下以礼，用以称颂帝王无为而治的德行。《易经》第二十五卦“无妄卦”卦辞云：“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意思大致是：有乡人在路旁拴了一头牛，不料被路人牵走了，而村里的人却被怀疑为偷牛的人了，这是乡人的“无妄之灾”。而“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讲的是：意想不到的疾病，没有用药就自然康复了，是为“无妄”之喜。两相对应，形象地隐喻了“无妄”的本真含义。无为，实质上指的是“无妄为”，就是不把政治看作是实现人类社会自由幸福和评判德行高低的目的，而只把政治看作是辅助性的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

老庄学派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思想。道家讲求“无为”，但不是无所作为的“无为”，而是不悖逆自然与人类本性的“无为”，是在顺应自然与人类本性的前提下，有所作为。自然法则，即“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人以其灵秀之气效法天地，不强加给自然万物的“无为”，符合自然而然的自然的本性。同时，人以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创造人类的美好生活，以“无不为”实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古圣贤对天道自然深刻体悟的基础上，道家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面对天（自然）、地、人、物这四者的关系，闪耀着古代先贤智慧的光芒。

老子以“无为”作为旨趣，论述了大有作为的治国之道和治理方略。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其中所说的“自然”便是“无为而治”下的理想状态，即让世间万物各遂其本性，自然而然地、充满活力地生存与发展。老子认为，圣人的政治就是要效法“地”“天”“道”，给予百姓足够的自由空间。圣人之“德”就是要“无为而无不为”，“无不为”正是通过百姓的“自然”得以实现。假如统治者无为则百姓自我育化，统治者好静则百姓自我端正，统治者不无端生事则百姓自我富足，统治者消除贪欲、归于宁则百姓自然淳朴，天下的人将自发安定。政治的最大成功是引导、帮助百姓自己建功立业，圣人所起的作用只是激发起百姓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将影响力化于无形，让百姓做自己的主人，自发、自愿、自觉地建功立业。

庄子继承并进一步阐发了“无为而治”的思想，他在《天道》篇中讲，天地和道德是帝王治理国家的依据，无为而治是帝王治国的惯常原则。帝王的德行与天地相合，须无为方能役用天下。庄子认为，君主的“无为”和臣下的“有为”是相辅相成的，君主在多大程度上无为，意味着百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然”地生存与发展。君主只是在辅助百姓自然发展。庄子还提出了“君无为而臣有为”的主张，既贯彻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又以臣的“有为”作为补充，对于在实践层面上解决“有为”和“无为”的悖论提出新的创见。

老庄后学进一步阐发了“无为而治”思想，大致包括以下要点：其一，君无为而臣治理，这是对庄子“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其二，不为烦苛之政，认为厚敛、重刑、黩武，均是苛政病民的重要表现。老庄后学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功成而不居，无所为而为之，天下才会安定。其三，放任万物自由发展。老子提倡的“自然”，是人类最低生活限度的自然，老庄后学认为“五色”“五音”“五味”都不可取，需要“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老子·第三章》）。

从天地自然的角度来看，无为便是无妄为，但无妄为不是说不作为，实指不违背“道”的作为。不违道即顺道，顺自然之道，顺天地正道，是不悖逆自然与人类本性而为，是在顺应自然与人类本性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即“无为而无不为”。“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和最高的概念范畴，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自然生成万物，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结果是归结出“天人合一”的普遍原则，要求顺从自然，按照自然的客观规律行事，与自然并行不悖、协同发展。《庄子·知北游》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就是说，“大美”“明法”“成理”存在于“天地”造化之中，与“道”相通；而“不言”“不议”“不说”，即是“无为”，亦即顺应自然，“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恰恰就是讲自然而然所达到的状态。“无为”的精神在自然中如此，在国家治理中也是如此。《论语》讲，“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在这里，“不与”是指舜和禹当年选贤与能，不以私心参与政治，而以百姓之心为心，无为而大治的“无为”治理思想。《淮南子》更为细致地阐明了无为的思想：“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顺物之性，不做不合时宜的措施；“无为而治”，也不是不治理，而是不改变事物自然而然的本性，顺其自然而治理。

进而言之，在国家治理上，“无为”就是以公心来处理公事。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以公心诚意办理公事，不以私心参与到公事之中，公事自然就会得到很好的安排。公心，是人类的良心，天下的本心，圣贤的仁心。以公心办理公事，就是“无为”，即无妄为。君主以公心选任贤能，大臣以公心面对民众，这样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性，才能有合法的政治。

柳宗元写过一篇寓言体政论散文《种树郭橐驼传》，形象地阐释了执政者少发政令、百姓自我发展的道理。文章讲的是长安城西的丰乐乡，有一位以种树为业的驼背老者，他种植或移植的树木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高大茂盛，于是长安城的富豪争相雇请他来种植观赏的树。有人向他请教成功的秘密，他答道：“树之所以长得好，不过是顺着树木的天性而自由发挥罢了。树种稳固后，就不再理会树木，任其自然成长。种不好树木的人，恰是因为种树后，因爱护而太殷勤，早上去看看，晚上去摸摸，摇动树木以核实是否稳固，这样反而伤害了树木的天性，结果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又有人问他是不是可以把种树的道理移用到官吏治理百姓上，他的回答就更耐人寻味：“我只知道种树，不明晓做官。但是我曾经在乡下看到当官的喜欢发布很多政令，好像是爱护百姓，实则是给他们带来了灾难。一天到晚，衙役来呼喊，催促耕耘，勉励种植，督促收获，及早缫丝织布，养育好小孩，饲养好鸡豚。百姓一天到晚慰劳这些衙役，感到困苦和劳累，哪里还有工夫来增加生产、安定生活呢？”这则故事形象地告诉我们：顺应百姓天性，无为而治方能实现“大治”的深刻道理。

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关于“无为而治”的故事。周武王灭商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故事。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讨伐残忍无道、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周军大获全胜。据记载，商纣灭亡后，周武王把兵器收缴入库，在华山脚下放马晒太阳，在果木林里放牛唱牧歌，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治国方针。周朝开仓放粮，减免苛捐杂税，百姓安居乐业，一片和平盛世的景象。与此相似，汉初曹参为相时也采用了“无为而治”的治理理念，不妄自造作，与民休息，及至文景之治，呈现盛世景象。汉初，民生凋敝，亟待恢复。高祖刘邦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并为其后的统治者树立了典范。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曹参出任齐国相，他深谙“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道理，经过9年“无为而治”的实践，齐国大治。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曹参继任萧何为相国，躬行黄老政治的治国理念，官不扰民，民自宁静，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到文景两代皇帝，偃武修文，政尚节俭，轻刑薄罚，德以化民，既不大兴土木工程，也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百姓几无徭役之苦。正是由于实施了无为而治的政策，社会各个方面都得到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古老的“无为而治”所蕴含的何为“有所为”、何为“有所不为”的道理，至今仍然不无启发。

图书简介

中国在历朝历代的演进中，形成了极为丰富、系统完整又颇具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本书从思想、制度和方法三个方面对这个体系进行了分析。在思想方面，总结提出十三个基本概念，涵盖了古代中国治理最基本的思想主张。在制度方面，概括出十三项制度安排，它们具有超稳定性和连续性，是维系古代中国延续5000年之久的根本力量之一。在方法方面，提炼了九大方法，既是古代中国政治家治国理政的经典智慧，也是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淀形成的基本的文化性格和思维方式，是中国人最为典型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