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天下为公、一体有序、修身立德、革故鼎新等思想精华，将其升华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坐标，转化为集中统一、上下贯通的组织优势，熔铸为凝心铸魂、锤炼党性的主体自觉，发展为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充分彰显了“第二个结合”在党的建设领域的思想伟力和实践伟力。我们应从中华文脉中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深刻意蕴，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从天下为公到初心使命，确立党的建设的价值坐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下为公、民惟邦本、顺应民心等思想精华，经创造性转化，升华为党的初心使命、坚持人民至上的实践逻辑，为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确立了价值依据。
天下为公升华党的初心使命。《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达士人担当，集中体现中华文化超越一己之私、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产生于传统社会，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蕴含着对公共福祉和理想秩序的永恒追求。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天下为公的价值情怀提升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使命，使党的建设始终服务于人民幸福、强国复兴与人类进步，确立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价值尺度。
民惟邦本厚植人民立场。《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形成了重民、爱民、利民的深厚内涵。传统民本观虽已认识到民心向背关乎政治兴衰，但其理论结构仍以维护既有治理秩序为归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为人民立场奠定科学理论基础。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人民至上，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把人民置于党的建设价值体系的最高位置。经过这一根本性重构，人民上升为创造历史、决定前途命运的主体，传统民本智慧获得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内涵。
顺应民心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管子》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礼记》主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王充提出“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共同揭示政治得失需要诉诸民意、民情和民众的评价。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深化这些历史智慧，要求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从一体有序到集中统一，筑牢党的建设的组织根基
中华文明长期形成的整体秩序观、政治中枢意识和上下协同智慧，经过民主集中制的重构，转化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及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文化支撑。
以大一统的共同体意识深化对党的全面领导的领悟。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维护国家统一、追求整体秩序的政治传统。《春秋》开篇寓含大一统之义，董仲舒将其阐发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一观念推动中华民族形成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共同体意识，也积淀出从整体上统筹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思维方式。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体性政治思维提升为统筹推进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的领导原则，其“十四个坚持”，排在首位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将党的领导贯穿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为汇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以权威中枢的秩序观念深化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认识。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韩非子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华文明在长期国家治理中逐步形成维护政治中枢权威、保持政令协调一致的秩序智慧。数千年治乱兴衰表明，政治中枢具有权威，国家发展才能保持方向稳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集中统一具有全新的政治基础和制度内涵，它以共同理想、共同纲领和民主集中制为支撑，体现全党共同意志与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阐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地位作用、运行逻辑、实践要求，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以上下贯通的协同智慧深化对严密组织体系的理解。《周易》所言“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孙子兵法》所言“上下同欲者胜”，体现中华传统政治智慧对层级贯通、意志协同、力量整合的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组织起来，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强调以党中央为中枢，以地方党组织为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以基层党组织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使党的各级组织功能相互衔接、各类组织力量协同发力。由此，传统文化中的贯通协同智慧在民主集中制和组织路线中获得现代表达，推动形成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党的组织体系有力运转的制度效能。
从修身立德到党性锤炼，增强党的建设的主体自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身正己、立志勤学、尚贤任能的思想资源，经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和组织路线的重塑，升华为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理论清醒的理想信念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为锻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深厚文化滋养。
修身正己淬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视政治主体的道德修为。《论语》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把修身正己视为从政履职的重要前提。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基础之上，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人民性和实践性。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把传统修身伦理中重德、自律、躬行的合理内核提升为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品格，把对党忠诚落实到坚定理想信念、严守政治纪律、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之中，使共产党人的内在修为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和严格的党性标准。
立志勤学筑牢理想信念的思想根基。王阳明指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说苑》提出“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说明远大志向需要持续学习和躬身磨砺才能转化为稳定的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引导党员干部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在深化、内化、转化中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把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立志、为学、笃行融入理论武装的完整过程，使学习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武器，使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成为共产党人的终身课题。
尚贤任能锻造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墨子》提出“尚贤者，政之本也”，《资治通鉴》强调“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体现中华文明重贤才、尚德行、察实绩的用人智慧。传统选贤主要服务于王朝治理，新时代党的干部工作则服务于党和人民事业，政治标准、人民立场和实践能力构成选人用人的根本尺度。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注重在基层一线和重大斗争中考察识别干部。由此，尚贤任能的文化基因被赋予忠诚干净担当的时代要求，德与才、选与育、严管与厚爱实现有机贯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可靠的干部支撑和人才保证。
从革故鼎新到自我革命，激发党的建设的内生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躬自省、改过迁善、正己肃贪、明规守矩等思想精华，经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改造提升，升华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发展为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协同发力的治理体系，转化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长效机制。
反躬自省砥砺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自觉。《周易》倡导“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礼记》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凝结着中华民族反求诸己、改过迁善、革故鼎新的传统。这种自省更新在传统社会主要表现为个体修为和施政调适，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其提升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高度历史主动检视自身、革新自身的政治实践，要求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及时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由个人内省走向全党自觉，由道德劝诫走向系统治理，由阶段整饬走向永恒课题，革故鼎新的文化精神已转化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内生机制。
崇廉拒腐涵养正风肃纪反腐的文化根基。《论语》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晏子春秋》指出“廉者，政之本也”，苏轼所言“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揭示政治肌体蜕化往往发端于自身。习近平党建思想吸收正己率下、崇廉拒腐的文化资源，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以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震慑，以制度约束扎牢不能腐的笼子，以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使传统廉政伦理融入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提供深厚的思想底蕴。
规矩法度增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思想认同。《吕氏春秋》指出“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荀子》强调“法者，治之端也”，集中表达中华传统政治文化对规范、秩序和制度执行的重视。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各级纪委监督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切实担负“一岗双责”。制度划定权力边界，纪律强化刚性约束，责任保证执行落地，三者相互支撑、协同发力，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规矩意识由此在现代政党治理中获得新的实践形态。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