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仅包括观念形态的文化，还包括物质形态的文化、制度形态的文化。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形成了贯穿党的指导思想的明体达用的“规划文化”。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之所以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就在于它是党治国理政战略思维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的充分体现，已经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规划文化”。

李君如表示，提出和研究“规划文化”，对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我们以文化的深刻性增强对“十五五”规划重要性的认识，以文化的能动性增强贯彻执行五年规划的历史主动性和实践自觉性，以文化的主体性激发人民群众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作者李君如为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本文发表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年第12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26年年初的全国“两会”将审议国务院编制的“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的重大举措。如何让“十五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成为全民族的自觉行为，而不仅仅是规划制定者的工作，就有必要认识到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进而从文化深刻性、文化能动性、文化主体性的视角深刻认识“规划文化”对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意义。

一、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谈起

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视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提出要重视“规划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意义，许多人会感到匪夷所思。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深刻认识“规划文化”对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

讲到“文化”，人们可能即刻就会想到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想到戏曲、音乐、舞蹈，进而想到图书、报纸、刊物，再进一步会想到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工作、宣传工作，等等。但这些都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当年，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特地在“文化”二字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指出这里讲的是“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事实上，文化不仅包括观念形态的文化，还包括物质形态的文化、制度形态的文化。这是因为，文化是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不同的历史活动，会给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器物、制度打上深深的文化印记，由此形成各个国家和民族不同的观念形态文化、物质形态文化和制度形态文化。尽管不同的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会进行交流互鉴，从而推进不同的观念形态文化、物质形态文化和制度形态文化的发展，但其文化之根依然深深地扎在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沃土中。这也就是习近平强调要重视研究“文化主体性”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文化问题时要有宽广的视野和深邃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华大地上迅猛发展起来、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解放的同时，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系列丑陋的社会现象。于是，我们一方面要克服传统观念中的一些思想僵化束缚，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又要下大力气纠正人民群众痛恨的那些沉渣泛起的“黄赌毒”等歪风邪气，特别是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神污染斗争中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也由此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其中，必须回答的深层次问题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究竟能否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就是在回答这些问题过程中，许多学者注意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仅都是客观的社会存在，而且从世界文明史来考察，它们背后又都是一种学说、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作为文化的“社会主义”和作为文化的“市场经济”在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上具有共同点，比如说为社会服务、为人的发展服务，因而是可以结合的。究其原因，“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都是在不同于自然经济小生产的“社会化生产”根基上形成的。因此，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既有其共同的经济根源，也有其内在的文化联结点。我们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既不要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也不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立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而且是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工作中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与此同时，要强调指出，作为文化的“社会主义”和作为文化的“市场经济”在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上，既有“同”，更有“异”。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关键要致力于建立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协调的机制，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形成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文明行为规范。正是有科学思路的指导，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紧密结合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共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

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重复历史，而是为了打开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视野。因为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形成的文化，尽管其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文化形态有观念形态、物质形态和制度形态之别，但其内核始终是在人类历史活动中形成，并能够在人类活动中进行交流和传播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礼仪习俗、生活方式等。懂得了这个道理，就可以懂得“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已经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等，显然具有深厚的文化现象特征。我们可以把这一文化称为“规划文化”。

二、规划文化是贯穿党的指导思想的明体达用的文化　

习近平在2025年4月30日上海召开的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这一论断，是迄今为止对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计划）这一工作的最高评价。

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是，“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为什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

首先，“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思维。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上形成的战略思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思想理论的同时，我们逐步形成并确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在实现“总体小康”即第二步目标任务后，又提出了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并由此形成了“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在完成“全面小康”任务之际，又提出了“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发展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时，又根据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变动确定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通过每年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其他领域的工作会议，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相互衔接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为保证这些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布局和战略部署的实现，我们就通过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明确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和方针政策，确保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也就是说，“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集中体现，对于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摄

其次，“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我们党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并没有经验，但自那以后我们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完善。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教训中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一步从更新计划观念开始，不仅认识到计划不等于指令性计划，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认识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制定五年规划（计划）是保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须。与此同时，我们对制定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计划）的规律性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特别是，考察最近五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实践，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制定每一个五年规划时面临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但制定规划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始终不变的。概括起来，就是：第一，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汇集各级党和政府的真知灼见，集思广益制定规划；第二，始终坚持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广泛听取广大人民群众意见；第三，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把握国家所处历史方位，把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把握各个发展阶段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第四，始终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协调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发展与安全等重大关系；第五，始终坚持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提出阶段性发展目标、指导方针、战略重点，作出解决问题的战略部署；第六，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留有余地，未雨绸缪、防范风险，以准备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来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之所以说我们党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计划）已经形成“规划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而且在70多年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制定五年规划（计划）的实事求是思维方式、融科学性与人民性于一体的行为规范和贯穿其中的为人民谋福祉的价值导向。因此，我们说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种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鲜明体现了文化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和延续性。文化和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相联系，同时又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形态改变后，文化中的“精华”还要延续下去，为人类继续传承和丰富发展。可以说，我们每隔五年接续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延续的是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内在所蕴含的“规划文化”。回眸历史，我们编制五年规划（计划）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80年编制了五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1976年到1980年的“五五计划”没有形成文本）。第二阶段，是从1981年编制第六个五年计划到2001年编制第十个五年计划。1981年到1985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后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的，这个计划依据党的十二大精神把精神文明建设也纳入计划范围，因此计划的名称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到2000年我们编制了五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其中，1996年到2000年的“九五计划”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要更新计划观念，改革计划体制、计划内容和计划方法，强调国家计划要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指出计划指标总体上应该是预测性、指导性的。第三阶段，是从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到今天。为了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领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要求，我们把“计划”改为“规划”，从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起到2020年，已经编制了四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2025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议是制定第五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国内外都已经注意到，这是中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重要经验。比如2025年9月30日《参考消息》刊登的香港《南华早报》文章，题目就是《五年规划塑造中国经济崛起轨迹》。这篇文章说：“尽管中国在几十年前就告别了指令性经济体制，但其延续至今的五年规划始终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支柱。”“过去14份五年规划涵盖70多年的政策变迁，这为我们考察中国漫长而复杂的经济历史提供了一个便捷的窗口。”一件事，连续干了70多年，不断完善，不断规范，而且那么成功，毫无疑问，其内在的思想理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及价值导向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政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归结起来，我们在“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中，已经形成了贯穿党的指导思想的明体达用的“规划文化”。规划是贯彻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发展战略之“用”，不是“体”。但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不只是“用”，而是坚持和贯彻党的指导思想并把党的指导思想转化为发展的战略目标、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的规划，是体用结合、明体达用的规划。我们只要读一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领导人民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就可以发现每一个五年规划在制定时首先强调的是“指导思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规划文化”的特色和意义所在。规划中关于“指导思想”的内容绝对不能看作“官话”或“套话”，而是制定五年规划的根本遵循。它规定了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规定了我们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指导方针，规定了我们五年内要实现的主要目标，进而规定了我们五年内必须遵循的原则，以及实现这些原则的重大举措。因此，我们说，“规划文化”是贯穿党的指导思想的明体达用的文化。

综上所述，“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之所以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就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战略思维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向的充分体现，已经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规划文化”。

三、“规划文化”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意义

我们还要思考和讨论的是，提出和研究“规划文化”问题有什么意义，对“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意义。我们的回答是：认识到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可以让“十五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成为党和人民的自觉行为，而不仅仅是规划制定者的工作，从而充分发挥亿万中华儿女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中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也就是说，讨论和研究“规划文化”对于我们在科学制定和奋力实施“十五五”规划进程中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是能够帮助我们以文化的深刻性增强对“十五五”规划重要性的认识。习近平在论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关系时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里虽然讲的是“自信”问题，但同时也说明了“文化”相比较于“道路”“理论”“制度”，具有“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特点。事实上，一定的“道路”“理论”“制度”背后都是有一定的“文化”支撑的。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工作安排，之所以这项工作能够成为具有连续性的制度，也在于其背后有一定的文化即“规划文化”的支撑。

从“规划文化”所拥有的文化的深刻性来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制定“十五五”规划的建议，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十五五”规划制定和实施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制定了两个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这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制定“十五五”规划的建议。这三个五年规划的制定，习近平都亲自深入调研，亲自听取各方意见，亲自谋划部署，亲自指导规划制定。为制定好“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还首创网络征求群众建议的新形式，充分发扬民主，开门问策。习近平强调，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规划建言献策。

完全可以说，这三个五年规划的制定，重大决策都是习近平在深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基础上亲自作出的。比如“十三五”规划制定时，他深入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决胜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变化特点，对未来五年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强调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坚持战略性和操作性相结合。“十四五”规划制定时，他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国内外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根据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强调要在紧紧抓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同时，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这次制定“十五五”规划的建议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处历史方位，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承前启后，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即“六个坚持”。我们注意到，贯穿于上述“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制定工作的“规划文化”，就是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就是人民至上、惠及群众的价值导向，就是包括了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的战略思维。

领悟和把握这一“规划文化”，就能够增强对制定和实施“十五五”规划重要性的认识。比如“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中，亮点在生产力发展的布局上，强调：一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三者并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二要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只要读懂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时坚持的“规划文化”，及其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价值导向、战略思维，就可以深切地认识到党中央为什么要在“十五五”时期作出这样的生产力发展布局，认识到这样的生产力发展布局是新时代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形势下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应对来自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最佳方案。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规划文化”及其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价值导向、战略思维正是中国治理之道的真谛。

二是能够帮助我们以文化的能动性增强贯彻执行五年规划的历史主动性和实践自觉性。文化和经济、政治的关系，毛泽东的概括最为深刻。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他把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称作“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并且强调指出，“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由此可见，文化的能动性是建立在文化对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论基础之上的能动性；同时，文化的能动性是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的能动性。“规划文化”也是如此，具有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的能动性。以制定“十五五”规划为例，“规划文化”在党中央提出制定“十五五”规划的建议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正在继续为国务院编制“十五五”规划发挥重要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讨论和研究“规划文化”，不只是为了制定一个能够从新时代中国特别是“十五五”时期中国的历史方位出发、满足全国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五年规划，而且是为了在明年全国“两会”召开并通过这一五年规划后，能够充分发挥党和国家的历史主动性，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自觉性，来贯彻执行好“十五五”规划。

也就是说，我们要跳出“规划工作者的规划”这一狭隘工作思路，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化工作包括广泛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让全国各族人民都能够懂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关系到百年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实现。

三是能够帮助我们以文化的主体性激发人民群众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习近平在论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同样的道理，“规划文化”具有如此突出的连续性，也在于这一文化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文化主体性，从根本上说，在于人的主体性，在于人的坚定的自我和自信。我们推进文化建设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始终在于人的建设，特别是人内在精神力量的建设。习近平指出：“文化创造核心在人。”人内在的精神力量，包括坚韧的意志力、大度的容忍力，更包括人的创造力和创新力。人类社会能够从农耕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现在又发展到智能文明和生态文明，皆在于人拥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可以说，世间万事万物的创造和创新，皆源于人的创造力和创新力的喷发。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人身上会有惰性、投机性，甚至“阿Q精神”等消极的精神因素。因此，激发人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就要激发整个社会的文化主体性认知，使每一个人形成坚定的自我和自信，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综上所述，我们讨论和研究“规划文化”，倡导和传播“规划文化”，就是要激发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化主体性认知，让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都能够对我们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充满科学的自信，从而更积极、更主动、更具有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好“十五五”规划，为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收入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夯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