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绿色转型正面临一类现实难题：一家小型工厂计划安装屋顶光伏板，技术与施工条件均已成熟，项目却常常受制于融资评估机制、并网管理规则、风险分担机制而搁置。技术上可行，并不代表项目能够落地。
针对这一困境，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带来的新机遇，提出三项核心主张：推动绿色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而非负担；将中国—东盟合作看作共同市场的建设进程，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对接；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绿色金融，补齐规则、标准等“软性基础设施”短板。全文以务实态度回应区域现实差异，强调合作要贴合各国发展实际，把合作愿景转化为可落地的项目，让绿色增长红利惠及基层企业与民众，为深化中国 — 东盟绿色务实合作提供清晰思路。
本文转自大湾区评论公众号，系郑永年相关致辞内容的整理。
（图源：新华社）
请允许我以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为开场。
在东南亚的某个地方，有一位企业家，经营着一家小型工厂。由于电费节节攀升，她希望在厂房屋顶上安装太阳能板。技术是成熟的，本地工人也能够完成安装，这笔投资假以时日便可收回成本。然而，这一项目最终却未能落地，因为银行不确定应如何评估由此带来的节支收益，接入电网的规则也不是很明晰，也没有人清楚由谁来承担其他的风险。太阳能板很容易就能买到并装好，企业节能和环保的需求也是实实在在的，可项目却始终停留在纸面上。
这正是我们邀请各位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原因所在。绿色发展需要技术支持，同样也需要金融服务、有效的制度以及信任。倘若缺少这些，纵有最好的技术，也可能永远无法惠及真正有需要的人们。
在应对这一挑战方面，中国与东盟正面临一个重大的机遇。通过贸易、投资与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中国与东盟早已紧密相连。去年，我们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升级议定书》（China-ASEAN FTA 3.0 Upgrade Protocol），将绿色经济纳入双方合作议程，这是重要的一步。但任何协议，若要产生真正的效果，还需要我们一同努力，通过实际行动来推动其落地。
今天，我想与各位分享三点思考。
第一，绿色发展应当为发展本身创造新的机遇。
对许多东盟经济体而言，工业化仍是不可或缺的进程。人们渴望更好的就业、更高的收入、可靠的电力供应以及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这些期盼完全合情合理。我们不能要求人们在更高的物质生活条件与更清洁的环境之间作出取舍。
我们的使命，恰恰是让二者相辅相成、彼此增益。一座更清洁的工厂，同样可以是一座更高效的工厂；一张现代化的电网，既能减少排放，也能提升能源安全；更完善的公共交通，在减少污染的同时，也能让人们更便捷地通往工作岗位。
（图源：新华社）
我们不应认为，绿色发展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环境已经被破坏得很严重了，才具有必要性。推动绿色发展的最佳方式，在于让绿色发展成为经济发展本身的一个重要部分和增长引擎。
不妨看看本地区日益增长的空调需求。随着家庭日渐富足，人们理应享有更舒适的生活。要实现这些，基于绿色发展的理念，我们需要的是更清洁的电力、更节能的建筑以及更高效的电器。绿色创新能够改善日常生活，同时减轻对环境的压力。
这里还蕴含着一层更深的启示。在我的研究中，我曾探讨过“中等技术陷阱”的问题。经济体可以通过采用其他经济体研发的技术实现增长，但持续的升级则需要具备改进这些技术乃至最终创造新技术的能力。
绿色转型为培育这种能力提供了契机。我们的合作，不应止步于设备的买卖，而应包括提升项目当地的制造、工程、培训、科研与创新能力，并帮助当地培养将来可以自主运维和升级项目的人才。
第二，我们应把中国—东盟合作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的构建过程。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主张，中国与东盟已具备建设一个更为一体化的经济空间的基础。我们拥有互补的产业、不断成长的市场，以及日益紧密相连的供应链。我们的未来，理应建立在这些优势之上。
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不仅意味着商品的自由流通，更意味着企业、研究者、投资者与劳动者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它意味着减少不必要的壁垒，意味着赋予企业长远规划的信心。
绿色产业正是一个极为务实的起点。一个清洁能源项目，可以依靠中国的设备和技术、东盟的制造企业、本地的工程团队、区域的金融服务以及双方高校的研究能力来一同推动。每一位合作伙伴都能有所贡献，并都能有所收获。
但合作的质量至关重要。投资应当创造本地就业，并增强本地的能力。企业之间的竞争，应当凭借更优的产品、更好的服务与更先进的技术，而非仅仅依靠更低的价格。
唯其如此，经济一体化方能支撑起整个区域的发展。
第三，我们需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
在关于技术升级的研究中，我曾着重强调三股相互关联的力量：基础研究、应用技术与金融支持。三者之中若缺其一，其余两者便无法充分发挥其潜能。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绿色发展。
尽管我们拥有成熟而强大的技术、面临迫切的需求，但许多项目仍然难以吸引到足量的耐心资本。有些项目所承担的风险，是私人投资者独力难以驾驭的；另一些则因规模过小，而无法吸引大型贷款机构的青睐。
因此，我们需要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公共财政可以帮助分担早期风险；开发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可以携手合作；绿色债券与本币融资可以拓宽资金来源。规模较小的企业，则需要契合其体量与自身情况的融资工具。
然而，仅有金融尚不足够。投资者同样需要清晰的规则、可靠的信息，以及可信的成果衡量方式。我把这些条件概括为绿色发展的“软性基础设施”。相较于一座太阳能电站或发电厂，规则、标准与制度或许不那么显眼，但它们往往决定着一个项目的成败。
当然，东盟各国情况各异。在一国行之有效的做法，未必适用于另一国。有些地方更亟需清洁能源，另一些地方则可能更侧重于韧性农业、高效的交通系统，或对现有产业的升级改造。我们的合作，必须从各地的实际优先事项出发。
东盟“协商一致”的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持久的合作，有赖于对不同需求与不同路径的尊重。
说到这里，我想再回到开场故事中的那位小微企业家。试想，倘若她能找到一家真正理解其项目的银行、一套可靠的规则，以及一支技术过硬的本地团队，她的投资便能得以推进，企业成本会下降，她的工厂也将更具竞争力，周围的环境也会得到更好的保护。这样一个项目或许看似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在东盟国家可以找到成千上万家具有类似需求的企业。由此可见，这样的区域绿色合作大有可为。
今天在座的有来自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各位同仁。我期待大家能通过坦诚、务实地讨论，找出那些最为关键的项目和最重大的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明确需要建立哪些伙伴关系来推动项目落地。
如果我们能把共同愿景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机制和富有成效的项目，中国和东盟便能够向世界证明，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我们的事业成功与否，要看项目是否能够落地，要看当地的发展能力是否得到提升，更要看当地人民能否在日常生活中真真切切感受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