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2日，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论坛（第一期）成功召开。八位国内专家、学者围绕“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回顾、反思了一百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进而提出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新范式。他强调中国政治学研究由制度研究转向治理研究的范式转移的重要性，指出西方政治学理性人假设的困难，主张未来中国政治学，以历史政治学路径为中心，重构政治学的原理体系。
全文如下：（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仅供参考）
文明与道路，当然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我做比较政治研究，感受很深，就是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尤其是不同的文明基因里面，它的效率完全不一样。民主转型学的代表人物菲律普·施密特教授说，这个我们为之努力1/4世纪的民主之梦已经破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基因结构问题。所以说，印度在政治制度上变成了英国，菲律宾在政治制度上变成了美国，但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文化条件自身的不变性，这个制度的改变本身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治理上的变化。所以说从文明制度，从政治制度这个角度来讲，是我们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在文明进程当中，在制度道路竞争当中，如果一个思想不落脚于学科，再好的思想很多时候不能落地。学科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经历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无论是政治精英、商业精英还是我们自己本身，都是通过学科训练出来的。因此我想从学科这个角度来谈一谈今天这个话题。
人民大学提出来历史政治学，在学理意义上的阐释其实就是今天的主题，就是文明与道路与制度的关系。
中国政治学百年史，它是百年学习或者说移植。首先，在民国时候，旧书新版。在民国时候出的教材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欧洲的法条主义政治学，介绍总统制好还是议会制好这样的争论，讲宪法、政党这些法条主义政治学。改革开放前30年，就是从1949年到1980年，政治学被取消了，但是我们有三大原理，其中一个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我理解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这大家都很清楚。1980年恢复政治学以后，中国流行的是美国的个体主义政治学。美国政治学从50年代的现代化到80年代的民主化，其实都是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民主政体的问题。
那么未来三十年呢，就是说过去百年中国政治学一直在学习，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政治学在哪里？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角色有国家身份、国家地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百年学习的都是一流强国的自主性政治学。20世纪初的时候，一流强国当然是英国、德国这些国家，二战以后当然是苏联和美国。因此就是说，一流大国会产生一流的政治学，让别国学习。那么中国是否应该有主体性政治学？这是政治学的国家身份和国家地位之问。
我呼吁，政治学应该有范式转型，就是从传统的比较政治制度到比较国家治理的转型。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我总结其实就是演绎上要树立一个好的标杆，让其他国家去追求，因此它是先验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特征特别明确。但是这个研究就是说制度变了，但是国它不能改变，是国家治理，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最实质性的政治。因此我们可以确立政治学研究的新常态，就是国家治理。
我的理解，国家治理研究就是相当于归纳法，通过案例的研究进行归纳，因此它的特征是经验主义的科学实证。你比如说不但可以是国家之间的比较，中国、印度和孟加拉，也可以是地方层面的，比方说孟买和上海。还有基层层面的，比如县域的、乡域的比较。在比较研究上，治理研究就是比制度分析更困难。制度很简单，我们有一个目标去做，这个制度研究是非常非常容易的。而我们比较国家的、比较地方的和基层的治理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学术研究容易的工作往往不管用，它太容易了，结果在实践当中也无效。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就是说当我们这样提倡的时候，中国自古有着丰富的政治思想，没有现在意义上的政治学科，但是中国的政治是政治史，中国政治史其实就是一部国家治理史。
接下来就是基于实例的经验研究的科学实证，那么用什么方法来研究治理问题呢？研究议程变了，它相应的approach也就是研究路径要跟上。我们提出了历史政治学。历史政治学提出来以后，包括这个国内外学界，还有在座的几位教授、我们以前的同事都给予大力支持。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顶尖学者都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系列文章给予支持。
那么，为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它首先回答了一个知识来源问题。政治学的知识来源来自于历史的研究，来自于实践的总结，来自于理论的研讨，但是100多年来，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将近40年的100多年里，我们的政治学堪称理论政治学，都是借鉴、学习西方政治学的概念、方法、理论体系，我觉得概念太多了。这是一个知识来源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流行世界的理性的假设，即个人主义政治学的困境。它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很多时候是问题的根源。甚至在公共生活，你总是在强调裂变性的个人权利。很多时候这个方法和观念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在不断地制造问题。
刚才说的是为什么要提出替代性的历史政治学，那么什么是历史政治学？简单说，在认识论上我们讲条件性，也就是情境性。这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再到中国人，都强调情境性和条件性。在方法论上，讲时间性，发生的越早的事，比如说轴心文明时代，它的影响越大，发生得越晚的事，它的影响越小。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那么在整体上来讲，相对于西方政治学的个人主义，历史是什么？在本体论上历史就是结构性的关系，这其实也是西方的历史，但西方的历史被改造成个人权利的历史，但是它的实存性的真正的历史是什么？就是这个结构性关系。比如说你即使强调个人权利，那它在哪发生的？离开家庭、离开社会或者离开政府，你的权利能实现吗？所以历史都是结构性关系主义。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是历史政治学的问题，就是在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上要给予提升，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这些认识，其实就是传统的历史与政治的关系，这个研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历来都很发达。但是我们有了这些认识，才可能上升到学科意义。
那么历史政治学的功能是什么？我们总结了两大部分，第一个是知识论，我刚才说了，我们目前的政治学几乎都是来自于理论层面的理论政治学习。那么历史政治学毫无疑问就是说我们要从历史研究当中提炼新知识。第二个是求善治的功能。研究方法与国家治理有密切关系的大概只有历史政治学。
说到历史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路径，即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有知识功能，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很多重要的概念，几乎都是来自于比较历史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民主等等。历史社会学它是比较历史的，但是它不给你提供关于国家治理的制度设计，或者说治理方法，它不研究这些东西。但是历史政治学会研究这些东西，因此求善治的功能意味着历史政治学暗合了当下的政治思潮，这个政治思潮是什么呢？
过去一个多世纪甚至两个世纪，世界政治思潮出现了从普遍主义到身份政治的重大转型。在普遍主义那里，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它都是普世的，它随着全球化产生了与历史无关的普遍性。但是这个普遍主义在今天已经遇到了一个重大的挫折，它导致了身份政治或者说认同政治的崛起。这是推广普遍主义的一个意外结果。
这就是说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甚至地方的重要性，在这个新的世界当中越来越彰显。比方说美国“文化大革命”就是身份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台湾选举中民进党的压倒性的优势、香港反修例风波，看起来都是以所谓的民主化旗帜去吸引选民，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身份认同问题。它有这个内在的诉求和思潮。应该说历史政治学提供了研究政治思潮一个路径吧。
对于未来中国政治学，我们主张以历史为中心，以历史政治学路径为中心，重构政治学的原理体系，比如说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府，什么是政党，什么是民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等。刚才邓小南老师也提到了，国家和社会关系都需要重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