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欧美智库近期关注的热点议题及其讨论内容，可以发现，西方世界对于当前世界秩序演变趋势的忧虑情绪持续上升，对于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等综合性实力的自信不断下降，对于中国等新兴大国带来的冲击和挑战的关切和思考日益深入。
作者认为，今天的中国智库研究工作，既需要从国家利益与具体实务入手，提供有价值的研究对策；也需要揭示新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国际秩序原理，与各领域实践者共同协作，不断积累和逐步形成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知识、中国立场、中国方案。
本文作者为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综合研究室代理主任、《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执行副主编柯贵福。文章选自《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季刊）2025年第2期。文章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官方立场。
约瑟夫•奈的警示和忧虑
2025年4月1日，著名战略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世界报业辛迪加，发表名为《世界秩序如何变迁》（How World Order Chang-es）的文章，重点分析当前的世界秩序变局及其动因。
在此文中，约瑟夫•奈提出了衡量世界秩序变化的几个要素：一是国家间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变化，二是各国是否遵守那些确立合法性秩序的国际规范，三是暴力冲突的频率和强度，并举联合国的作用及其在规范国际秩序方面的局限性为例说明。世界秩序的强弱嬗变往往源于三重动因：技术革新可能改变军事经济实力分布；国内社会政治变革或将重塑大国外交政策走向；意识形态或革命运动等跨国力量一旦突破政府管控边界，更会动摇公众对现行秩序合法性的认知根基。
约瑟夫•奈以美国国内政治对国际秩序走向的影响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限制了其参与对国际秩序的建构；而二战后，美国虽占全球经济体量的一半，但其军事霸权遭遇苏联制衡。苏联解体后，美国迎来短暂“单极时刻”，但由于在中东的过度扩张和纵容金融监管失序，最终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时刻，也成为当前国际秩序变局的重要历史节点。
约瑟夫•奈指出，就中美相对实力而言，美国确实在相对衰落，但其全球经济占比仍稳定在25%的水平。联盟体系是维持美国独特优势的关键，只要维系与日本、欧洲的强固同盟体系，美方阵营的经济体量仍超全球半数，相较之下中俄两国总量仅占20%。然而，问题在于，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的一系列言行可能导致中俄在地区事务上占据更多话语权，促使欧洲国家更加追求战略自主。在约瑟夫•奈看来，美国国内政治才是影响世界秩序的关键因素，具体要看特朗普这四年施政的结果：“特朗普政府能否维系这一美国持续优势的独特源泉？亦或如卡拉斯所言，‘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转折节点’？”
约瑟夫•奈本身并非单纯的学者，他与更老一辈的亨利•基辛格（1923-2023）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1928-2017）一般，曾深度参与美国的国际战略形成和制定，参与过国际秩序构建的具体实践（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其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期间，曾主导东亚安全政策，提出对华“接触+威慑”战略，体现其“巧实力”思想），也随着美国政局的变迁而离开关键的决策圈，在智库领域和思想领域继续发挥影响。
1990年，在美苏争霸结局未定、日本依然被认为具有威胁美国的经济和产业实力的时刻，约瑟夫•奈完成了其代表性著作——《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在此书中，约瑟夫•奈首次系统性阐释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中与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相区别的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吸引力等国家能力。“软实力”的关键逻辑，是依靠“吸引而非强迫”的方式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和政策选择，如依靠美国的价值观、科技创新能力、好莱坞电影等文化权力来拓展全球影响力。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迅速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全球化浪潮的引领者，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也成为美国全球性霸权的最佳注脚之一。
2003年以后，随着美国因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而陷入泥潭，受此“软实力”概念的启发影响，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在《外交》杂志（2004年）上提出了“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意指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实现美国的国际战略目标。2006年，约瑟夫•奈在《外交》杂志上发文，接受并更明确地定义了巧实力。同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起并成立了巧实力委员会（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组织了包括20余位国会议员、退役将军、前政府高官及商界人士共同推广这一议题和概念。2009年1月，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之后任命希拉里担任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美国将以“巧实力”战略处理国际事务。
“巧实力”概念的提出及其进入外交战略领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纠正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新保守主义、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和过度使用武力的后遗症。也正是在此阶段，奥巴马政府开始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寻求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撤出的同时，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借助盟友的力量共同遏制中国。
2017年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报告提出了“锐实力”（sharp power）的概念，意在指责中国及俄罗斯通过人文交流、文化活动、传媒运作在世界各地影响公共舆论并冲击西方价值观。2018年初，约瑟夫•奈发表文章，专门就软实力与锐实力概念进行比较和区分，其将“锐实力”视为中俄等国对西方开展的“信息战”，并以此分析中国近年的对外传播和人文交流活动。
从20世纪90年代的“软实力”概念到2017年的“锐实力”概念，既存在逻辑关系上的某种连续性，但也经历了概念主体、内涵及社会心态的巨大变化。提出“软实力”概念的时刻，包括约瑟夫•奈在内的西方战略学者，还处于踌躇满志、试图引领全球秩序并建立确立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全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强烈自信状态之中。在此之后的二三十年历史进程中，这些概念和理论深入到美国的国际政策事件中，并通过智库网络渗透到全球治理实践，某种意义上定义着21世纪前二十年的国际竞争规则。然而，从“锐实力“概念开始，西方尤其是美国意识到自身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遭遇重大挑战，而且需要进行一定形式的自我防御。
在《世界秩序如何变迁》一文结尾，约瑟夫•奈表示，美国依然在引领世界秩序变化趋势中具有一定优势，但是对于美国因自身决策失误丧失主导权的忧虑已经难以排遣，如同其指出的：1945、1991、2008年都曾是转折时刻。若未来史学家将2025年增列其中，那必是美国政策选择所致，即其自我战略的耗损，而非所谓的历史必然。
西方世界如何理解和应对中国的全球影响
2025年3月末，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发表了《“愿景”大比拼：分裂世界中的国际秩序纷争——对美国权力的回应》的报告。该报告，从西方世界的内部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了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瓦解过程、各国对国际秩序的不同愿景与应对策略，以及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趋势。这篇报告是从英国等美国传统盟友的立场出发，它们是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但现在美国开始背离这一秩序。
在美国内部，由于全球化红利分配的不均衡，部分利益集团和社会群体开始反对全球化并推动保护主义政策，政治极化加剧，影响了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承诺；在外部，由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美国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而特朗普政府采取的“美国优先”政策，则使其在国际社会的信誉和影响力受到削弱，盟友对美国的可靠性产生质疑。欧洲国家在面对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时，开始寻求增强自身战略自主性，如法国、德国推动欧盟在军事、外交等领域加强合作。
与此同时，各种挑战既有秩序的不稳定因素也快速增加：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行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巴以冲突的持续和发展，可能导致地区秩序的重塑；大国之间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增加了国际局势的紧张感；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新的世界性安全挑战和伦理问题。
各国纷纷调整外交政策，寻求更大的战略自主权，以应对不确定性。新兴国家如巴西、印度、南非等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通过参与多边组织和区域合作，积极争取自身权益，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而对美国而言最大的全球权力挑战者主要是中国。美国对自身霸权地位的维护，可能导致大国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加剧。"
在美国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观察者意识到必须严肃面对中国的全面崛起。同样在2025年3月末，美国《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Affairs）发表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弗罗曼的文章：《中国已重塑国际体系：全球各国如何借鉴中国经济策略？》。该文着重于比较中美经济政策的演变，以及分析中国经济崛起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弗罗曼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逐步开放市场，吸引外资，推经济快速增长。但在2010年代以来，中国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通过补贴等手段培育战略产业的“国家冠军企业”，并致力于主导关键技术领域，推动出口导向型增长。目前来看，中国在经济规则制定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胜利：2004-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9%跃升至29%，改变了全球制造业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崛起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对欧美国家的相关产业造成冲击。
而美国曾倡导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主张自由贸易和投资。但近年来，美国的经济政策发生显著变化，走向保护主义。美国为应对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挑战，采取了包括加征关税、限制投资和推行产业政策等一系列策略，但是这些策略却因为美国内部的复杂原因和国际经济体系的深刻变化而难以实现如中国一般的经济成效。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可能会持续存在，双方在技术创新、市场份额等方面的争夺可能会更加激烈，这也可能促使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各国可能会更加注重自身产业的保护和发展，加强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国际经济秩序可能会更加趋向于区域化和多元化。
除了在经济领域之外，中国在与美国竞争中表现出的整体性竞争力也日益受到重视。2025年4月初，曾在拜登政府时期出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库尔特•坎贝尔和新一代战略学者、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战略倡议主任杜如松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低估中国：为什么美国需要新的同盟规模战略以抵消北京的持久优势》的重要论文。
该文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评估长期在极端间摆动，从对中国崛起的悲观失望到疫情后短暂的乐观自信，反复高估或低估中国的实力，如今的自信可能同样危险地忽略了中国的深层优势：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领域已展现出远超美国的规模优势。制造能力是美国的两倍，专利和科学论文产出居全球首位，海军规模最大、导弹库存和高超声速武器技术均居世界前列，这些都是历史上最快的军队现代化成果。
纵观人类历史，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和人口红利总能在生产、创新和军事实力上给拥有更大基础的国家带来压倒性优势；美国曾借此超越欧洲诸强，现今这一潮流正向中国倾斜。
当前，美国已经无法单凭自身与中国的规模优势相匹敌，唯一可行的出路在于通过结盟构建集体规模优势：推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等在美国本土共同建造军事装备，在半导体领域形成联合生产，将市场资源汇集于对华共同关税或监管壁垒之下，从而构筑“中国无法独自匹敌”的综合优势。
要实现这一目标，美方必须打破将盟友视为依赖对象的旧有模式，转向“能力中心外交”——将伙伴国视为权力的共同创造者，在军、经、科三个领域进行深度整合与协同。
军事层面，需要双向能力流动：不仅要引入盟友在美投资、生产传统装备，也要加速向盟友输出先进技术，如允许日本维修美制驱逐舰、在澳英合作框架下合建核潜艇，并简化出口管制与采购标准，以实现联合生产与联合创新。区域内盟友也应彼此能力互补：韩国武器可助力欧洲再武装，法国核技术能支持印度潜艇项目，挪威和瑞典导弹可用于东南亚防御，要求美国牵头推动跨区域能力流转与整体协调。
安全重担应就近分担：欧洲在欧洲承担更大责任，亚洲在亚洲承担更大责任，需强化四方安全对话和美日韩联合作战体系，甚至组建联合防空反舰导弹营和联合指挥控制系统，以增强集体战时应对能力。
经济与技术竞争方面，已有美国一欧盟贸易与技术理事会、美国一印度关键新兴技术合作等机制，但要应对中国的产能冲击，需更进一步：联合对华关税和监管壁垒，首创“优先多边”，“选择性开放”模式，通过协调非关税壁垒和部门性协议，建设对华共同市场。若成员遭遇中国经济胁迫，便启动协调制裁、出口管制或贸易反制联动机制，并可扩展至军事威慑，以真正将经济安全纳入整体同盟防线。
该文最终强调，如果美国的国际战略，继续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单边转移政策的影响而背离同盟，则中国将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与美相抗衡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这种恶劣局面，美国必须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紧密结合，以提升整体规模与效率，回应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挑战。"
欧美智库热点议题给予的启示与思考
欧美重要智库，除本身具有一定原创性研究能力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具有较强议题设置能力。这些智库可以通过研究报告刊发、杂志议题策划、图书专题出版等形式，引发国内外思想界、政治界人士参与讨论，与学术界、产业界、政治界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重要思想议题和政治议题。
智库及其推动的战略性议题，成美国参与竞争和建立全球性领导权的重要知识工具和意识形态机制，议题范围涵盖军事科学与战争机制、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民族问题与国家建构等等所有重大领域。
在欧洲，德国经济研究所（DIW Berlin，1925年成立）等机构深度参与战后重建；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1958年成立）在冷战背景下提供关键战略分析。而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1983年）等布鲁塞尔智库伴随欧盟壮大而兴起；卡内基欧洲中心（2007年）等美国智库分支加速欧洲政策研究国际化。欧洲的智库，也如美国一般，从一般意义的学术和思想机构，转变为政治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对政策的制定和形成发挥智力支持作用，也成为重大政治议题的整合性枢纽。
因此，持续而深入地追踪和关注欧美智库在研究及活动领域的议题变化和行动趋势，其启示和思考不仅涉及欧美国家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的经验梳理和分析，也涉及对欧美政治生态体系及战略知识体系演化的观察和理解，为我们自身战略、政策的考量与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梳理欧美智库近期关注的热点议题及其讨论内容，可以发现，西方世界对于当前世界秩序演变趋势的忧虑情绪持续上升，对于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等综合性实力的自信不断下降，对于中国等新兴大国带来的冲击和挑战的关切和思考日益深入。
欧美智库的“国际视野”，亦或者“全球视野”，存在着高度的西方中心主义。无论是约瑟夫•奈对于世界秩序变迁的观察，还是坎贝尔和杜如松对于“中国的重视”和“重塑盟友体系”的建议，其核心视角依然是美国及其关键性盟友。在欧美社会，西方中心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惯性，因为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确实能在军事能力、生产能力、科技能力上建立起相对于世界其他区域和国家的压倒性优势，西方世界的整体实力可以支撑乃至落实此种世界观层面的信念和偏见。
然而，时至今日，随着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的增长，国际政治经济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欧美智库界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此种变化，也试图作出积极调整，但在其思维结构的深层领域——世界观层面，依然难以作出“实事求是”的调整。事实上，正像约瑟夫•奈和坎贝尔等人在对特朗普“单边主义”表现出批评和忧虑的同时，他们所主张的全球主义或多元主义，依然局限在美国及其核心盟友的视域之下，哪怕是为了争取印度等潜在盟友国家所作出的战略规划，依然没有跳出无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霸权主义逻辑。
因此，当前国际秩序变局中真正意义上的“‘愿景’大比拼”，既需要在国际利益协调层面进行探索，也需在秩序观和世界观层面实现突破。2012年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意味着要超越“文明冲突”与“霸权主义”的西方中心论世界观制约。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以在亚非拉美的“一带一路”建设工程为枢纽，中国各界人士已经日益深刻地与外部世界建立合作关系，也拓展着中国利益、中国观念的新边疆。
面对这些新的时代需求、现实需求，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智库研究能力建设，借鉴欧美智库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具有自主性意识的全球治理知识储备，如对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世界史、政治史和学术史叙述有所警醒和把握，并不断拓展我们对世界其他区域的直观认识和系统性认知。今天的中国智库研究工作，既需要从国家利益与具体实务入手，提供有价值的研究对策；也需要揭示新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国际秩序原理，与各领域实践者共同协作，不断积累和逐步形成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知识、中国立场、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