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当前，环顾全球，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大变局席卷世界每个角落，全球范围都在发生不同以往的深刻变化。人类再次站在了一个历史性变革的节点——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的跨越，引发人类社会从一维技术推动的静态社会，向多维技术联袂推动的动态社会转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驶入经济深层结构调整的新赛道，这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的未来，也将对全球经济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如何在变革中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一项重大课题。
一、全球发展面临新的范式跃迁节点
认清历史发展大势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由技术变革和人的认知水平驱动的文明进步史。1776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根本性转折点，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新纪元。这一年珍妮纺纱机与瓦特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帷幕，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开启了机器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工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亚当·斯密撰写的《国富论》出版，在书中提出了社会分工理论，这确立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树立了民主自由的典范，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了市场经济理念。回顾人类历史，在结合范·杜因对于长波的划分的基础上，可以大致总结出人类发展至今经历了五轮的康波周期。康波周期认为经济周期是技术革命的最终结果，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通过促进社会进步来推动经济周期，每一次技术变革都有一个50-60年的长波周期，并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技术扩散和制度结构的长波协动。纵观历次康波周期，呈现出从过去依赖单一技术创新推动的静态社会，向现在多维技术同时赋能推动的动态社会转变，康波周期也呈现出加速度的特征。过去的社会发展模式往往围绕某一项主干技术的突破来运行，如蒸汽机的广泛应用拉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帷幕，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又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信息化推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些技术创新无疑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形成了一维技术推动的静态社会。现在，进入到了新一轮多维技术联袂突破相互赋能的新康波周期，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如ChatGPT-4的问世，从诞生到拥有上亿用户仅仅用了两个月，一年内超过17亿用户，充分展现了数字技术发展和装备产业的惊人速度。
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数字文明的到来使得主客体多元性、利益多样性、外部经济性和制度约束性上出现了巨大的改变，彻底改变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数据这一关键性生产要素具有多元二重性，具备极大的外部经济效应，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具有辐射带动作用。要求有更加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和治理能力才能保障经济社会的平稳快速增长。由此，各类数字技术的融合与发展，不断发挥新科技的组合效应，迭代叠加井喷式的数字技术变革彻底改变着经济社会面貌，使得经济社会的动态不平衡成为了新常态，正彻底颠覆着和塑造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推动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发展阶段。
图1：数字技术群组演化图
人类社会发展来到了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过渡的新节点。俄乌冲突和以哈战争不仅是地缘政治的危机，更是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碰撞的体现，展现了数字文明对于工业文明的降维打击。这场冲突展示了传统军事力量与网络信息战的结合，同时也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深远影响。战场上，双方对现代数字武器的应用，实现了精准打击、定点清除以及全球化协同作战的新模式，也使得战争成为全球的现场“直播剧”，也是数字认知战的现场“教学片”，引发世人的深思和觉醒。
2023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形成了系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明确，也对人类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时，中国式现代化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不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体现了一种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观念。
二、中国宏观经济进入深层结构调整的关键期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内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中国宏观经济已进入一个深层次结构性调整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背景下，这一变化更加显著。面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新旧动能的转换，中国经济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寻求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数字经济的崛起为中国经济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这一转变关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更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
（一）中国宏观经济进入质的突变关键时期
全球经济进入从工业经济走向数字经济的“质”的突变关键时期，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需要重新设计和探索，这种调整与变化要义在于如何通过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来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1997年以来，中国 GDP的增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01年之前的增长速度爬升阶段；2001年至2012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增长速度均保持在 10% 以上，这一阶段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投资驱动的模式。然而，随着科技革命的冲击、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一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第三阶段，2012年之后的外延式高速发展转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成为中国经济深层次结构性调整的首要任务。这要求加快发展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理论,2024年两会期间在江苏团座谈时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也不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我们正面临新质生产力的联袂赋能与复合突破的新进程，这些技术的聚合效应正在推动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显著提升，同时也催生了新的业态和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巩固新质生产力就是帮助我国摆脱粗放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优化产业升级，继而推动中国宏观经济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经济调整期，用新质生产力装备制造业是必选项，推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通过技术和模式创新，赋能产业融合发展。根据近年数据显示，服务业在GDP 中占比逐年上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023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4.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0%。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制造业升级，2023年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3.8%，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0.3%，快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产业创新突破也有了新的范式，呈现 0-1-100-1000 现代产业体系新形态。从原始创新（从 0 到 1）、规模化发展（从 1 到100）、再到产业集群扩张（从100到10000）的连续跃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尽管我国0到1的原始创新阶段仍充满挑战，但我们必须探索“0到 1”产业的生成机理，提高综合创新能力，以期占领国际科技竞争制高点。
（二）数字经济的勃兴把经济运行推入了新赛道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数字经济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展现出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到达 56.1万亿，占 GDP 的比重超 43%。在全球范围内，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得天独厚。在国内层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从而激发消费潜力和市场需求。这将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确保经济运行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在国际层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通过数字技术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可以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和互动，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数字技术显著降低了各环节的交易成本，通过自选择效应、学习效应和创新应用，不断提高中间投入品质量，减少损耗，实现边际成本递减，而数据因其具有非损耗性，数据被使用越多产生的收益越大。但是对时效性要求更高，数据传递的边际价值随时间而递减。数字经济的高流动性和广泛的覆盖范围极大地加速了经济活动的流程和节奏。随着网络用户数量的增加，网络效益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从而产生了显著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这一点可以从梅特卡夫定律中得到体现，该定律指出网络的价值与网络中节点数的平方成正比关系，即网络内用户数量的增加会成倍地提升网络的整体价值。数字经济具有强渗透性，推动了产业间界限的模糊，加强了制造业、服务业与虚拟经济的融合，促进了持续的技术创新。云计算、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于大数据的挖掘、搜集、整合和处理，人类社会逐步实现从“人与数据对话”到“数据与数据对话”的时代过渡，从而将改变人类资源配置手段。
我国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充分释放数字要素的生产力潜能，同时提升数字经济的治理能力，形成完善的内外治理体系。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构建更加公平、开放、全面的数字经济国际治理体系。此外，还需强调以共同富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实现数字经济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确保数字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正式进入以国产化引领国际化的新阶段
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以中国化引领全球化的新阶段是中国对自身发展定位的重新诠释，更代表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所扮演角色的深刻变化。这一理念强调了中国基于其独特的发展经验和治理模式，向世界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的意愿和能力，旨在通过建设性的全球参与，促进国际秩序的更加公平合理，以及全球问题的有效解决。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逐渐从参与者转变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进入以国产化引领国际化的新阶段，国产化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国产化通过提高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产品质量，显著增强了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023年，我国货物出口额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机电产品出口比上年增长了 2.9%。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离子蓄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出口额也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达到 29.9%。国产化不仅推动了中国以“国产替代国际产品”，同时也逐步向“国产引领国际标准”的跨越，也使得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成为可能。2023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升至第 12 位，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一方面，国产化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化，中国企业能够参与全球竞争和合作，拓展国际市场，实现规模经济，更增强了我国对于新技术范式制定的话语权与制定权。完成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走上去”的飞跃。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得以提升，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更有利的竞争位置，最终实现从“国产替代国际产品”向“国产引领国际产品”的跨越式发展。
三、中国经济面临多周期交汇的复杂挑战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也有很大程度上源于多个经济周期的交汇叠加，尤其是存在多周期交汇现象，即短周期的库存调整、中周期的经济循环、长周期重点行业波动以及超长周期的技术革新同时发生，相互交汇，给中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一）中国经济深层次结构性调整中的经济周期理论
在分析中国经济深层次结构性调整的关键时期，经济周期理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根据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可把周期分为通常2-4年的基于工商业存货等因素的基钦周期，俗称短周期、7-11年的基于企业设备投资因素的朱格拉周期，俗称中周期、20-40年的基于人口流动等因素，在房地产及建筑业反映较为明显的库兹涅茨周期,俗称长周期和50-60年的基于技术创新等因素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俗称超长周期。在经济的实际情况中，这些周期并非孤立发生的，而更可能是以叠加的方式共同作用于经济运行，形成了所谓的“多周期交会”现象和周期嵌套理论。
图2：多周期交汇图
图片来源：《齐俊杰看财经：老齐的投资理财内参》
在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多周期交会”现象使得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显著增加。短周期内的库存调整、中周期的投资循环、长周期人口因素等引发“地产周期”以及超长周期的技术变革可能同时发生，这种叠加效应不仅加剧了经济的波动，也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构成了挑战。
（二）中国经济“调档换道”并存挑战与机遇
随着短、中、长以及超长周期经济波动的完全交汇、相互交织、相互扰动，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在短周期内，需求端的收缩不仅反映了库存的周期性调整，还折射出消费者信心的波动与消费模式的转变，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市场需求的不稳定性，例如疫情三年让大量人群的收入大减、收入预期下降，以及中美经贸关系导致外需萎缩。中周期内，供给侧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更为凸显，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但同时也带来了行业重构、劳动力市场变动和产业链重组等一系列挑战，例如从2015年之后，民营企业的投资就失去了势头，大多时间增速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水平。专注于初创和创业企业的 VC/PE 募集的资金也下降得非常明显；在超长周期视角下，全球经济格局的转变和新兴技术革命带来了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
周期交会更迭为中国经济“调档换道”提供了新机遇。伴随多周期叠加，在技术集群相互赋能联袂突破的井喷关键期，中国经济要抵住下行压力，这意味着包括技术、产业、生活方式、管理模式等等都必须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在新一轮技术变革中实现经济的跃迁。产业结构需要根据新兴技术的发展进行优化升级，经济增长的动力将更多地来自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的积累，而不是传统的物质资源投入。社会管理模式也需要创新，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在这个多维技术赋能的动态社会中，传统的发展模式、思维方式和社会结构都将面临挑战。社会需要构建一个更加开放、灵活、协作和创新的工程生态系统，通过构建开放互惠，开源共生的创新生态，促进产学研合作，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进程。通过这些综合措施，可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推动数字经济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方向发展，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大动力，以促进不同技术领域、不同产业、不同组织之间的有效互动和资源共享，共同应对未来发展的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构建创新驱动五维赋能联动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经济要健康可持续发展，就要强调创新、产业、生态、社会和治理的协调融通，旨在实现技术原创性突破、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环境不断优化、社会和合融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数字文明新形态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必选项，并正在完全彻底地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中国经济社会步入数字经济新赛道，应当从创新（Innovation）、产业（Industry）、生态（Ecology）、社会（Society）、治理（Governance）五个维度联动发展、相互赋能来谋划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
（一）科技创新驱动中国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因此，要牢牢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牛鼻子”，专攻“卡脖子”、“卡脑子”、“卡嗓子”技术。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把握住技术变革的发展机遇，围绕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开放的心态和创新的精神，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类文明的新飞跃。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需要经过“工程化”的过程才能成为直接的生产力，脱离工程化的过程，处于工程活动之外的科学和技术知识都仅为“潜在”生产力。因此，要加大研发投入打造“合和融通”的创新工程生态，尤其是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领域，为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更加开放和支持的创新生态。
和合融通体现了一种包容、合作与创新的精神，旨在通过协调和整合，实现更高效和谐地共处与发展。和合融通的策略倡导在面对多样性和差异时，通过寻找共同点和平衡点，将不同的元素或方法融合在一起，以达到和谐与统一。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对差异的接纳和尊重，还需要灵活地调整和适应，以便在多变的环境中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和行动路径。因此，中国要通过和合融通的策略，强调与国际社会共同探索新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这种开放合作的态度有助于加速全球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技术进步可能引发的社会挑战提供了合作解决的平台。通过建立开放的技术创新生态，鼓励国内外企业、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共同推进技术进步。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形成紧密的创新链、人才链、政策链以及资金链等多链融合，提升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构筑产业变革的工程生态催生新形态、新模式
数字产业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域新质新动能，是中国经济的新赛道。推动数字产业变革需要深刻理解和综合运用技术创新、管理优化、制度支撑、文化培育以及标准贯穿，打造数字产业工程生态。通过在技术层面不断突破和创新，推动管理方法与思维的新认知，构建有利于产业发展和技术应用的制度环境，培育鼓励创新和包容失败的社会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引领世界发展的各类标准，以确保各个环节和要素的有效对接与协同，共同塑造一个高效、开放、协同的产业变革生态系统。这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在全球产业变革中保持领先地位的重要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地瓜理论”。其所倡导的正是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这种开放策略不仅能够帮助中国企业获取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国内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还能够为中国产品和服务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随着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中国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推动产业向高端环节移动。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产业链的控制水平和全球竞争力，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中国经济更具韧性和活力。
（三）培育生态生产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理论强调绿色发展对于生产力的引领作用，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的战略目标，要求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确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在中国经济深层次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增长模式的挑战，也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契机。绿色技术和清洁能源的推广应用，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能源结构的重要途径，也需要建立一套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保障生态安全的政策体系。
（四）打造多元包容的社会体系
实现社会包容发展，构建一个包容性强、公平合理的社会体系，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打造一个更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为经济转型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通过经济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贫困。这可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优化税收制度、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等措施实现。同时，通过支持小微企业和创业，激发经济活力，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更多就业和发展机会。架构社会普遍服务网，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增强社会对经济波动和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五）治理创新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治理创新是推动技术、产业、环境、社会和治理水平相互持续优化的关键。技术创新的背后，是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全面挑战，包括但不限于产业政策的制定、法律法规的完善、伦理道德的重构等。这要求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和模式，在技术、产业、环境和社会结构等多维度上相互赋能，构建一个能够适应新技术发展的治理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创新驱动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涵盖产业变革力、技术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社会融合力等多个维度，旨在通过评估结果引导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企业行为，进而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帮助识别最具发展潜力和战略重要性的产业和领域，确保有限资源被投入到能够带来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地方。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以适应产业发展的新趋势，鼓励它们在已有优势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环境优化，社会融合向善、治理水平升级中产生最大效能。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