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新春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

2018年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提出“新中东”的概念时，没有在国际上引起任何反响，因为当时人们根本看不到任何新气象。当时，沙特正处在最困难时期，周边环境可谓四面楚歌。2014年油价暴跌后，沙特自信心受挫，不安全感骤增，四面出击，多方树敌：出兵也门、制裁叙利亚、断交伊朗、得罪土耳其、封锁卡塔尔、疏远黎巴嫩、激怒加拿大。近三年，油价高企，沙特自信心上增，奉行“零问题”外交，对外关系可谓八面玲珑。沙特同伊朗、卡塔尔、加拿大复交，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永久停火，广泛接触哈马斯、真主党等势力，可谓是中东“和解潮”的引领者。面对这一系列积极变化，当年被雪藏的“新中东”概念再度浮出水面，受到国际媒体广泛关注。

在国际舞台上，中东正在成为一支独立力量，对外政策的自主性明显增强。在多极化日益突出的世界格局中，在中美俄战略博弈的大背景下，中东国家不想再选边站队，而是自己要成为多极世界的一支独立力量。这支力量反对单极世界，拥护多极世界；反对西方意识形态输出，拥护各国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以往，不管是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还是后冷战时期的美国独霸，中东国家的阵营分野是比较清晰的。当前，大国干预、控制和影响中东事务的能力消减后，地区大国独立自主、合纵连横的能力显著上升。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国家的主动性明显增强，共同构成地区政治多极化力量。这些地区强国游走于美、欧、俄、中等全球性强国之间，外交回旋空间空前扩大。中东政治舞台从未出现如此多旗鼓相当的主角，也从未见到如此复杂的阵营分化组合。

中东国家在大国之间维持动态平衡，根据议题、形势和时机的不同决定自身外交政策。在油价问题上，与俄罗斯合作，同美国博弈；在经济问题上，同中国走得更近；在安全问题上，仍然重视美国。在乌克兰危机期间，沙特、阿联酋、伊朗、以色列都没有跟随美欧制裁俄罗斯，沙特、阿联酋还奔走于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美国与俄罗斯之间，试图斡旋冲突降温。在2022年7月国际油价高企期间，尽管美国不断向沙特施加压力，要求增产石油，沙特不为所动，继续按自己的节奏减产石油。2023年3月沙特和伊朗外交部长齐聚北京，在中国的斡旋下同意启动复交进程，凸显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大幅提高。

在地区政治上，“缓和潮”风生水起，中东迎来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2011年阿拉伯世界动荡以来，中东地区按教派归属和政治分野大体上分为四个阵营：伊朗为中心的什叶派联盟、土耳其和卡塔尔组成的政治伊斯兰联盟、沙特和阿联酋组成的保守联盟、作为唯一犹太国家的以色列，这四大阵营合纵连横，深度卷入每场地区冲突和博弈，从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内战，到黎巴嫩、伊拉克国内动荡，再到加沙冲突、卡塔尔危机。四大阵营背后恰好是阿拉伯、波斯、突厥和犹太等中东四大主体民族，民族、宗教和政治矛盾交织。十年来，沙特、阿联酋、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均采取进攻性、扩张性外交。从2021年开始，相关国家的政策均有所回调，政治斗争出现缓和迹象。十年动荡令每个国家都深受其害，“和解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同时，美国持续推进中东战略收缩，连续三任美国总统都想减少在中东的驻军。阿拉伯国家不再信任美国的安全承诺，渴望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与其买美国武器对抗伊朗、以色列，不如改善同伊朗、以色列的关系，从根源上消除安全隐患。

2020年9月15日，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拉开了阿以关系缓和序幕。2021年1月11日，卡塔尔埃米尔应邀请访问沙特，标志着2017年断交以来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2022年8月，土耳其与以色列宣布恢复全面外交关系。2023年3月10日，中国、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发表三国联合声明，沙特与伊朗同意两个月内恢复外交关系。此后，酝酿三年多的中东“和解潮”骤然加速。4月6日，沙特与伊朗复交；4月12日一天之内，突尼斯与叙利亚复交，巴林与卡塔尔复交，令人目不暇接。素以战争、动荡闻名的中东，“忽如一夜春风来”。同时，在美国的斡旋之下，沙特与以色列启动了建交谈判，并且取得积极进展，2023年10月初沙特王储曾认为建交的日子每天都在靠近。

在国内问题上，各国都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经济改革如火如荼。在现代中东史上，经济而不是政治、安全成为国家首要目标，这还是第一次。中东政治的重心转移，从政治安全转向经济安全，相关各方积极调和政治、安全矛盾，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历史上，太多的战争、颠覆、渗透、政变、教派冲突，让中东国家对安全事务高度警惕，这种过度的警觉形成恶性循环，构成中东政治的一大特色，使各种矛盾、分裂深度交织，一个国家的内政往往能牵扯别国的安全神经。

直到今天，中东仍然是全球军费在GDP中占比最高的地区。现在情况终于出现变化，原来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存在，但重要性、紧迫性下降，大国干预中东的欲望下降，地区国家政治博弈的愿望减弱，中东国家纷纷推出野心勃勃的经济改变计划，从沙特“2030愿景”到科威特“2035国家愿景”，从卡塔尔“2030国家愿景”建设到科摩罗“2030新兴国家”战略，中东国家争先恐后提出经济建设的长远规划。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说，当全球退出石化能源的时候，当阿拉伯国家30岁以下年轻人口暴涨的时候，当气候变化议题日益紧迫的时候，国家领导人的政绩取决于他们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他们参与地区国家或大国竞争的能力。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Faisal bin FarhanAl Saud）2021年10月15日在谈到同伊朗的接触时说：“国家领导人的政策非常清晰：经济繁荣、国家建设是第一位的，没有地区稳定，你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这表明，沙特同伊朗缓和关系的首要目标是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说，中东进入了一个“经济之春”。十年前，阿联酋被称为“小斯巴达”，今天被称为“小新加坡”，形象反映出国家战略的重大转型。

经济改革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海湾阿拉伯国家非石油行业2023年的增加率是4.2%，上一年也是4.2%，外资占GDP比重从2019年的3%上升到2022年的6%。2017年沙特女性占就业人口16%，2023年第一季度达到31%。2023年第一季度，阿布扎比新上市公司占全球14%，外国持有中东证券从2017年的2%上升到2022年的10%。

虽然不能说“新中东”已经形成，但是至少可以说中东出现了新气象。无论如何，对于多灾多难的中东，这种新气象都是令人鼓舞、值得期待的，是难得一闻的好消息。然而，“新中东”的命运取决于其能否有效解决旧中东的老问题。不幸的是，旧中东的老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是潜伏在“新中东”的大厦之下，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旧中东卷土重来

2023年10月7日开始的新一轮加沙冲突，不仅成为巴以历史上时间最长、死伤人数最多的战争，而且激活了潜伏着的诸多旧问题，让战争、冲突和矛盾再度成为中东政治的主导力量。加沙冲突让美国再次回到中东政治的中心舞台，巴以矛盾激化，伊朗与以色列、美国的对峙激化，也门内战、伊拉克动荡、叙利亚内战、黎巴嫩危机凸显，一时间中东的问题和挑战远大于希望了。

在全球层次上，加沙冲突又把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拉回到了中东。这次加沙冲突说明，美国中东战略收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战略收缩是有代价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影响力下降。里根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事务主任坎普说，“我从来没看到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如此之小”。战略收缩必然留下权力真空，对真空的抢夺会破坏旧格局，新格局不一定符合美国利益。对此，美国没有做好承担相应后果的准备。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欧洲、俄罗斯、中国分享权力，又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地区大国各行其是，是一个远远没有共识、定论的问题。理想状态是，美国收缩的同时，还能保留主导地位，维护自己的利益。现实情况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没有美国战略收缩，俄罗斯不可能主导叙利亚局面，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不可能达到现在的程度，沙特不可能控制也门战局，土耳其军队不可能跃进到利比亚。这些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是必须忍痛承受的代价。在和平时代，中东国家可以八面玲珑，亦可以游走于各大国之间。但是加沙冲突期间，安全问题再次跃升到首要位置，美国仍然是中东地区影响最大的外部力量，甚至是唯一重要的力量，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只有美国有一定的发言权。冲突一开始，美国就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一个部署在东地中海，一个部署在波斯湾，威慑伊朗和真主党。美军打击伊拉克、叙利亚民兵组织，对胡塞武装展开空中袭击。战争与冲突再次成为中东的主旋律。

在地区，伊朗与美以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大。“缓和潮”期间，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但是根本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也门、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内战都没结束，伊朗与以色列的矛盾、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对立还在恶化。原本，以伊朗为首的“抵抗轴心”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心”就是中东最大、最根本的一对矛盾。“抵抗轴心”包括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真主旅”、加沙哈马斯，“西方中心”则由美国、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组成。美国对伊朗实施“极限制裁”，对叙利亚搞“政权更迭”，曾经把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克“真主旅”、哈马斯都列为恐怖组织。“抵抗轴心”的一些力量则要把美军赶出中东，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反以反美是其意识形态支柱之一。但去年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关系有所缓和，美以同“抵抗轴心”的矛盾则在不断恶化，加沙冲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中东四大基本矛盾：以色列与伊斯兰国家的矛盾、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矛盾和亲美派与反美派的矛盾，抵抗轴心几乎处在中东所有矛盾的风暴眼。目前，抵抗轴心的各支力量首次被集体动员起来，同美国、以色列在多场战争上展开博弈。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中东具有全局性影响。

在国内问题上，多数国家仍未找到可持续的国家治理模式，仍然是“国家主义+地租经济”，即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发挥主导或控制性作用，经济来源主要还是能源、外援、旅游收入。经济上，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短期内石油、天然气仍然是相关国家的主要财源，也是经济改革的主要支撑力量。当前的富国都享有程度不同的优势，穷国特别是非石油生产国处境悲惨，中东国家之间的权力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产油国内部，人口多、治理能力弱、外部环境差的国家，如伊拉克、伊朗、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压力不小；巴林、阿曼等国油少、钱少，国家治理、经济转型方面亦无明显优势，影响力呈下滑趋势；传统上依赖石油生产国提供援助、工作机会的国家受害最深，巴勒斯坦、也门、约旦、黎巴嫩等国家处境最为悲惨。2014年油价下跌以来，这些国家的生活已经日益穷困，加沙冲突更是雪上加霜。冲突前区域内贸易量随着缓和潮而上升，占全部出口20%；冲突后近50%的贸易受阻，区域内贸易正在崩溃。冲突前埃及在苏伊士运河的年收益是90亿美元，2024年1月比去年同期减少40%，使埃及财政更加紧张。旅游业占约旦GDP的15%，加沙冲突后旅游人数下降54%。当然，受经济冲突最严重的还是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本来就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此次又都直接卷入冲突。政治上，受“阿拉伯之春”的惊吓，20世纪90年代以来，阿拉伯社会风生水起的政治改革戛然而止。相反，各国都强化国家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增加对军队、安全部门的投资，社会上万马齐喑，这条道路恰恰是当年引爆“阿拉伯之春”的根源。

新旧中东激烈博弈

此次加沙冲突刚刚爆发时，国际社会曾普遍认为，大规模地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小，因为各主要国家都不想要战争，也就是“新中东”的势力依然强大。然而，近期的事态表明，中东新旧矛盾集中爆发，局势失控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于相关各方都追求“战争边缘政策”，战争风险大大上升，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局势。

同前几次加沙冲突不同，这次以方宣称要彻底消灭哈马斯，而不仅仅是削弱哈马斯。“抵抗轴心”的各支力量都积极行动起来，分散美以的注意力，增加美以的战争成本，尽最大可能避免哈马斯被消灭。但“抵抗轴心”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策应和支持哈马斯并非“抵抗轴心”行动的全部目的，甚至不是首要目标。相关各方都有自己本地的、长期存在的斗争目标，只不过这次各方都想借“新仇”之机翻出“旧恨”。胡塞武装要提升自己在也门内外的合法性，伊拉克“真主旅”想把美军赶出伊拉克，伊朗则希望借此扩大在地区的影响力。同时，迟迟不停火的以色列也不想浪费任何一场危机，试图一举把真主党问题也解决了。

在这种多方复杂博弈的背景下，局面失控的可能性不低，目前的加沙冲突就在往这个方向发展。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因为吃准对方不想要战争，所以认为对方妥协让步的可能性大。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莱维2024年1月8日称，以军正在不断增加对真主党的军事压力，要么这个策略成功，要么再打一场战争。这是典型的战争边缘政策的思维和逻辑。

在战争边缘政策的推动下，有关各方妥协退让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战争升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以色列接连定点清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顾问穆萨维（Razi Mousavi）、哈马斯高级别官员阿鲁里（Saleh al-Arouri），还要求真主党退回到黎以边境以北28公里处，否则就发动战争，这都是以色列多年来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同样，美国知道胡塞武装不想要战争，就在红海开火打死胡塞武装10名人员、击沉3艘快艇，并且2024年1月12日开始空袭也门。真主党则在6日空袭了以色列北部一个空中交通管制基地，以色列认为这是2006年以来最严重的袭击，真主党则说这只是“初步反应”。

地区热点问题不断升温，“缓和潮”处于完全停滞状态。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再度恶化，沙特暂停同以色列的建交谈判，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被冻结，沙特与胡塞武装关于永久停火的谈判也熄火了。但是，应该看到是“缓和潮”的成果并没有随风而散，而是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断交；沙特与以色列只是暂停建交谈判，并没有完全放弃；伊朗与沙特之间没爆发新冲突，双方还就加沙冲突进行沟通；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休战状态也没受到破坏，虽然美国对也门实施了军事打击。中东避免全面地区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正如英国《经济学人》评论所说，加沙冲突暴露了中东的旧问题，粉碎了关于“新中东”的希望。这个论断未免有些太过悲观，巴以冲突导致中东缓和潮受挫，但是缓和潮的动力并没有完全消失，“新中东”的势力可能只是暂时蛰伏，等待另外一个时机东山再起。即便是缓和潮如日中天之时，也没有人预测“新中东”的形成会是一帆风顺的，只是不知道这只黑天鹅何时何地出现。

结语

多年来，中东一直是全球最动荡、政治形态最落后、各种矛盾最集中的地区，通往和平、发展与繁荣之路特别崎岖坎坷。如果说所有问题中有一个总根源的话，主权不完整可能就是这个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摆脱欧洲殖民主义的中东国家获得表面上的主权，实质上在政权合法性、领土完整、主权单一性、不受外部干涉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被称为“虚构主权”或“准国家”。当时，这种现象在第三世界普遍存在，多数国家后来摆脱帝国主义的干预，逐渐完成民族、国家建设。但是在中东，由于阿以冲突延绵不断，宗教与政治深度纠缠，石油财富扭曲政经结构，以及美国长期强力干预，这种“非正常状态”出人意料地延续下来，构成中东政治的最大特色，“中东例外论”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朵奇葩。究其原因，现代以来中东深受伊斯兰主义、石油财富、以色列威胁和美国干预四大干扰因素之苦，主权国家难以形成。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直接同美国、以色列开战的都是非国家行为体，根源还是众多国家的主权不完整。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源就是巴勒斯坦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此次巴以冲突持续外溢，卷进去的还主要是非国家行为体。中东一些国家没有集中统一的主权，而是“国中有国”，“军中有军”，主权支离破碎，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都是这样的状况。黎巴嫩总理纳吉布·米卡提（NajibMikati）就说，他没有能力决定黎巴嫩是否与以色列开战，这是由真主党决定的。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可以增加以色列、美国的成本，但是没有能力改变美以的政策方向，同时也会让本国人民付出更大的成本。未来，“新中东”要彻底战胜旧中东，必须首先解决主权独立的问题，这个问题全球其他地区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解决了。

本文选自《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季刊）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