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下旬至8月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洲国家进行了旋风式访问。据悉这是他就任国务卿之后第18次访问亚太地区，充分表明美国对该地区的重视。布林肯不仅与老挝、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的领导人会晤，还出席了东盟-美国部长会议、第14届东亚峰会外长会议和第31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强调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并支持东盟版的“印太战略”，认为其与美国版的“印太战略”有着共同的基本原则。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显著加强了和东南亚的合作。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自2022年5月美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美国与东盟在数字问题、网络、健康、环境和气候、能源、交通和妇女赋权方面的合作取得很大进展，同时双方还扩大了在外交、经济和国防方面的现有对话轨道。

美国之所以如此重视东南亚，是因为美国将该地区视作遏制、打压和围堵中国的重要区域。这一论点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两项，一是东南亚本身的重要性在上升；二是美国将中国视作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凡是对手重视的区域，美国也不得不重视。从第一点来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东盟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且多数成员国的经济增速均处于全球前列，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从第二点看，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东南亚已连续4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中国-东盟关系蓬勃发展之际，美国不少人认识到忽视东南亚不利于美国对华博弈，因而迅速加强和东南亚的关系。

从中国的角度看，随着美国对华关系发生重大的转折性变化，中国对邻国的政策也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对个别国家和个别领域的政策甚至面临着整体性重塑的挑战。

 “东南亚”这个地理名词的由来较短，多数观察家认为其广泛使用是二战结束后。在二战之前，该地区邻近国家对“东南亚”的称呼各种各样，例如，在中国广泛使用的是“南洋”。正是出于战后大国博弈的需要，美国开始将该地区视作一个整体，发明了“东南亚”这个新词。也是由于美国权势的影响，战后人们广泛使用了“东南亚”。从20世纪60年代起，因冷战对抗的需要，美国大学和智库对该地区展开了深入且系统的研究，影响了其他国家对东南亚的看法以及本地区国家的行为。其中包括东南亚开始建立东盟这样一种地区联合体，试图在大国博弈中保持主权完整和一定的独立性。可以说，从一开始，东南亚的整体发展就与大国博弈密切相关。

东南亚发展源于区域外大国对该地区的贸易投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理解这种联系的理论主要是“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Model），即以日本为领头雁，通过产业梯度转移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先是亚洲“四小龙”，然后是“四小虎”、中国等等。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资企业进入东南亚即被当作是获取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方法之一，日本政府也在这时提出构建“心心相印”（heart-to-heart）的日本东南亚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等国与美国签署《广场协议》之后，日本企业凭借汇率优势，加速“走出去”，将亚洲的低收入国家作为产业转移的目的地。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与当时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投资有所不同，美国版本的直接投资主要是将最好的产品的生产转移到欧洲等地，而日本版对外投资主要是将在国内竞争力不强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南亚。此外，依托当时正在兴起的计算机新技术和集装箱等航运新方式，日企还进一步将优势产业中的部分环节转移到东南亚，以便充分利用东南亚低工资的优势，由此开启了以增加值贸易为特色的“三角贸易”，东南亚被迅速带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

在2005年中国的贸易地位超过日本之后，中国因素在地区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彰显，中美以及东南亚地区处于生产链的不同环节，该地区的生产链条进一步伸展。美国长期认为，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是对美国有利的，因而美国只要掌握金融、设计和服务等高利润环节即可，而增加值比较低的制造业环节可以让给亚洲国家。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信条，新自由主义遭到很大的批判，甚至被逐步放弃。传统的世界经济循环进行不下去了，主要原因之一是美西方的消费能力弱化，无法吸收来自东亚等“世界工厂”的产品。长期依赖出口导向模式的东亚经济体，也被迫进行重大的发展战略调整，日益重视地区内市场的建设和培育，发展了地区内的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地区内的产业分工，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更好地供给本地区的消费者使用。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东南亚在大国博弈之间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得以彰显，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理想“中转站”。中国大量产能向东南亚转移，中间品贸易即基于价值链和生产链的增加值贸易尤其发达，形成了更精细化的“三角贸易”模式。中国目前在东南亚的投资和经贸合作是全方位的，不仅有基础设施和农业等基础性领域的合作，还有各种产业合作和诸如产业园等特色的开发建设。在“雁行模式”中，向外转移产业的国家和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实际上拥有共同的出口目的地，主要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而目前不少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情况是同时向中美两头推动进出口。东盟的数据显示，2003-2023年间，中国占东盟出口额的比重从6.5%上升至15.9%，美国占东盟出口额的比重从15.5%下降至14.9%。

拜登政府不仅延续了前任特朗普政府时期加征的关税，而且还极为重视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建设，加重对华经贸制裁。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初，美国智库亚洲基金会（The Asia Foundation）曾发布《2021年美国-东南亚关系中的紧迫问题》报告，建议美国应该承认东南亚及东盟自身的重要性，而不仅仅将其当作与中国博弈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尤其是，美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已是美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最薄弱的环节。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全方位重塑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2022年5月，拜登政府首次在美国白宫举行历史性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重申美国对东南亚的持久承诺，并强调美国与东盟在确保安全、繁荣和尊重人权方面的合作的重要性。按照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美国是东南亚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2022年，6200多家美国企业为美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额贡献了创纪录的5203亿美元，在所有50个国家创造了62.5万个工作岗位，在整个东南亚创造了100万个工作岗位。

除经贸关系之外，近期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还有三项大的发展。一是重新任命驻东盟大使。奥巴马政府尽管重视东南亚，并于2011年设立美国驻东盟使团，但并未任命美国驻东盟大使，而是任命了一位特使，但该特使在特朗普上任之后马上被免职，因而美国在东南亚有长达5年多时间一直没有大使。2022年5月，在举行首届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期间，拜登宣布他将提名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执行秘书约翰内斯·亚伯拉罕（Yo⁃hannes Abraham）出任大使。是年7月，亚伯拉罕在美参议院发言时表示，“中国对美国-东盟关系愿景构成挑战。美国在东盟的国家安全利益，在于确保东盟足够强大、繁荣、团结和装备精良，使其能够制定对华关系的规章条文。”亚伯拉罕祖籍是埃塞俄比亚，在拜登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是总统过渡团队的负责人之一。拜登在提名该大使时表示，加强美国与东盟的关系是他外交政策战略的“核心”。该任命释放出重要信号，即拜登政府更加关注亚洲，并加强美国作为制衡中国在该地区迅速崛起的作用。拜登政府的副总统哈里斯则告诉东盟领导人，美国政府认识到东盟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重要性，美国将继续参与东南亚事务。亚伯拉罕大使在奥巴马政府和拜登政府期间担任过多个白宫职务，并有在全球资管巨头先锋领航集团的金融投资部门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等任职经历，在美国政界、商界、学界等圈内人脉众多。在他任职期间，美国和东盟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大幅扩大了人文项目，并深化了在网络安全和卫生安全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的合作。

二是成立美国-东盟中心。2023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的2023年美国-东盟峰会上，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与东盟领导人一起宣布，在华盛顿特区建立美国-东盟中心。该中心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负责建设和运营，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制度化和深化美国与东盟关系，同时加强对美国与东南亚经济和文化接触的支持。当年12月，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美国-东盟中心法案》，将其作为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该立法赋予东盟外交特权和豁免，使其获得与欧盟、美洲国家组织和非洲联盟相同的待遇。自2009年以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越南首先建立跨境合作办学关系，发挥该校在工程、科技领域的人才培养优势，在东盟构建新兴的政府-产业-学术合作伙伴。此后十多年间，该大学通过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美国和国际行业合作伙伴的一系列公私合作项目，在东盟地区积极开展工作。其特色项目包括2016年启动的“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迄今已培养6000多名校友，特别是参与过该项目数字网络培训的成员超过15.5万，这些青年被美国视作与东盟关系长期发展的后备力量。

三是加强对东南亚的援助。2024年6月，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提出，该机构2025财年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预算为8.5亿美元，比2023财年增加5.1%。相比之下，对南亚和中亚（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预算需求是8.3亿美元，比2023财年低2%。因此，援助金额的变动表明，尽管整体上美国重视所谓的“印太地区”，但该地区十分广阔，相比之下，美国更为重视包括东南亚所在的西太平洋地区。

从贸易的角度看，中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已经超过美国，且中国和东盟的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2003-2023年间，东盟外贸增长4倍，从8718亿美元增长至35257亿美元，其中对华贸易增长了近11倍，对美贸易额增长了3.2倍。中国占东盟外贸的比重，从2003年的7.4%增长至2023年的19.8%，同一时期，美国占东盟外贸的比重从14.1%下降至11.2%。从贸易的产品结构看，在东盟对华贸易上，2023年比2017年净增2557亿美元，其中名列第一的是电气设备（30.8%），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机械设备（10.8%）和钢铁（7.9%），第四项是矿产品（6.0%）。东盟对华钢铁产品出口从2017年的26亿美元增加至188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钢铁行业有一部分的产能转移到了东南亚。同一时期，从中国进口的钢铁产品，从136亿美元增长至176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和东盟之间形成了钢铁行业的产业内贸易。

贸易并不是经济关系的全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流向更能显示某个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东盟给出的数据显示，美国仍是东盟最大的外资来源地，2022年为369亿美元，占东盟当年吸收外资的16.4%。日本列第二位，占12.1%，2022年为270多亿美元。中国列第四位，占6.9%，如果加上香港地区，可以达到13.0%，并且排位可上升至第二位。在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美国的投资额领先其他国家，中国仅在柬埔寨和缅甸的投资额占据首位，而日本在泰国的投资额占据总量的30%以上。从行业领域看，美国在新加坡的投资很多集中在金融领域，这与中国、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有很大的不同。总的来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与美国的经贸联系更显紧密。

在货币金融领域，一些东南亚国家尽管比纯粹的资源出口国更能稳定出口货物的价格，从而避免大宗商品价格大起大落的局面，但在美元霸权控制下，它们的货币和汇率仍是相当不稳定。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世界上多数国家高度关注美联储的利息变化，因为美联储利率几乎是美国经济走势的风向标，美联储利息变化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极其巨大。目前，不少东南亚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储备货币，并试图减少在金融交易中对美元的依赖，但美元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也提醒我们，企业在应对国际金融风险时，要充分注意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由于美国持续打压遏制中国，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实施“小院高墙”，胁迫盟友构建对华包围圈，中美双边贸易发展的动力显著弱化。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主动选择到东南亚投资，减少了对美和对欧贸易。过去5年，中国-东盟贸易额净增加约2.5万亿人民币，而美欧合计仅增加了不到1.5万亿人民币的贸易额，特别是美国的增量不足5000亿人民币。考虑到美国的经济规模远大于欧盟，由此可见中美贸易增幅下跌，中美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已从贸易摩擦爆发之初的13.7%下跌至目前的11.2%，跌幅超过2.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们在东盟的贸易额迅速上涨，占比甚至超过亚洲增量的一半。一定程度而言，在美国市场上的损失通过东盟市场弥补回来了。

东南亚人口将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结束之际超过7亿。曾有机构预测，到2030年，东盟7亿人口中的65%将是中产阶级，即大约有4.5亿人口，其中每人每天的支出范围在10美元至100美元，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消费市场。对于那些注重消费市场的企业来说，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庞大群体。对于这一前景，不仅中国企业看到了，美国及其盟友也都看到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开拓东南亚市场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还要做到知己知彼，这个“彼”不仅包括东南亚市场，也包括已经在东南亚市场耕耘数十年的其他国家的企业。

与21世纪初相比，如今在美国很难听到中美可以在东南亚共同发展的声音，更多是将中国视作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的两党共识。在中美贸易摩擦仍在持续且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东南亚的地位比以往更加突出。近年来，美国显著加强了和东南亚的全方位合作，如任命与总统关系亲近的驻东盟大使，建立培训人才、加强科技教育往来的美国-东盟中心，继续加大力度对东南亚的援助等，这不仅扭转了美国对东南亚经贸持续下降的颓势，甚至追平了中国-东盟经贸发展的步伐。除贸易之外，在投资和金融货币领域，中国在东南亚的存在感仍是有限的，特别是与美国及其盟友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相比。对中国而言，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在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时，尤其需要重视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部署，这与21世纪初相对良性的状况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重视东南亚，不仅需要构建更加稳定和互利的贸易关系，也要高度重视发展更加全方位的经济关系，而这需要深入研究东南亚各国的发展阶段、多元族群和政党政治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