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看，这场冲突的最直接诱因无疑是哈马斯越境发起的武装袭击。然而，细究其源，就会发现更多深层次动因，后者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一轮暴力冲突的必然性。

首先是以色列国内因代际变化和人口结构变迁出现了日益明显的政治右翼化倾向，民众对于和平进程越来越缺少意愿和耐心。在长期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以色列人，早已厌倦了关于巴以和解的种种说教和让步，不仅对支持和谈毫无兴趣，而且把和平视为理所当然。与此同时，以色列境内正统派犹太人口的快速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以色列时任总统鲁文·里夫林(Reuven Rivlin)在2015年曾指出，以色列是一个由“四个部落”(fourtribes)组成的社会。这四个群体分别为：占据社会主体的世俗派犹太人、宗教复国主义者(Religious Zionist)、极 端 正 统 派 哈 瑞 迪 人(Haredi)和以色列阿拉伯人。多年来，极端正统派一直是以色列境内人口增长最快的群体。普通以色列民众家庭平均拥有2-3个孩子，而哈瑞迪家庭平均拥有7个孩子。以色列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极端正统派人口已超过128万人，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3.5%，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会上升至16%。

人口结构的变化造成以色列宗教政党的影响力迅速攀升，成为近年来以色列政治中的“关键少数”。除了少数笃信“弥赛亚降临”的极端正统派坚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外，大多数宗教正统派有着根深蒂固的“大巴勒斯坦主义”思想。他们拒绝在巴勒斯坦领土问题上进行任何妥协，也拒绝与中左翼政党进行任何合作。为了能够顺利组阁，原来以色列政坛上的传统大党也不得不屈从于其激进的政治主张。2022年底，内塔尼亚胡借助与右翼宗教政党的联合结盟得以成功组阁，故而被称为“建国75年来最右翼和最宗教化的领导层”。担任其内阁财政部长的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在2016年接受《国土报》采访时就公开呼吁采取“果断行动”，吞并约旦河西岸，并“谴责任何关于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想法”。这些宗教右翼领导人进入内阁后，不仅对于巴以和谈毫无兴趣，反而不遗余力地纵容和推行激进的定居点政策与领土主张，乃至公开对巴勒斯坦人进行各种羞辱、打压，造成双方矛盾不断激化。

其次，以色列右翼势力不断地在定居点和阿克萨清真寺等问题上进行挑衅所引发的愤怒和不满。拉宾总理遇刺后，《奥斯陆协议》所开启的中东和平进程陷于长期停滞，巴勒斯坦民众并未分享到“和平的红利”。在以色列社会，越来越多的民众也认为“和平进程已死”，故而对和谈失去了兴趣。更有甚者，一些右翼激进分子肆无忌惮地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挑衅。比如，在街头袭击或羞辱巴勒斯坦人，尤其是不断闯入被阿拉伯人视为宗教圣地的阿克萨清真寺。1967年，以色列占领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了清真寺现状。1997年3月，以色列总检察长允许犹太人在清真寺内进行祈祷。2000年9月，以色列总理候选人沙龙强行进入清真寺，由此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大起义。2016年6月，以色列有关方面以“考古”名义，在阿克萨清真寺下方和附近开挖地道。2017年3月，以色列地方法院裁决判定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为“犹太人圣地”；同年12月，以色列又在阿克萨清真寺哭墙隧道内开设了一座新的犹太教堂。2023年4月中旬，40个不同团体的2000多名犹太人在以色列军队保护下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对此，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Francesca Albanese)曾指出：“以色列定居者的愿望是要么摧毁清真寺，要么强行将整个或部分大院改造成犹太教堂，就像希伯伦的易卜拉欣清真寺一样，这就是巴勒斯坦人深感焦虑的根源”。哈马斯之所以将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命名为“阿克萨洪水”，正是利用了广大巴勒斯坦民众对以色列人屡屡在阿克萨清真寺问题上进行挑衅的愤怒和不满情绪。

最后，巴勒斯坦内部政治斗争和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双重作用。2006年1月，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击败了法塔赫。但是，后者在以色列和美国支持下拒绝交权，最终形成了哈马斯和法塔赫分别割据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新局面。为了打破以色列的遏制与封锁，哈马斯不断地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起攻击。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不仅“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的领土诉求，还试图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进一步和解，以改善以色列的外部战略环境，并使美国能够集中更多战略资源从事所谓的“大国竞争”。2020年9月，在特朗普政府撮合下，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在华盛顿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随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4个阿拉伯国家分别宣布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等国则和以色列开始了建交谈判。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和解则意味着巴勒斯坦问题被进一步边缘化。因此，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对于《亚伯拉罕协议》所开启的和解进程普遍感到失望和不满，哈马斯更是全力反对。对此，美国《时代》杂志曾撰文指出，哈马斯发动袭击的意图正是为了破坏《亚伯拉罕协议》和阿以关系正常化进程，因为其中“最大的输家”正是巴勒斯坦人，他们将“失去经济和安全振兴的承诺”。

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都开启了巴以关系的新时代。事实上，如果单从冲突性质和造成伤亡与后果来看，这次冲突的影响已经不亚于此前历史上的历次中东战争。

首先，这次冲突意味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战略威慑的巨大失败。哈马斯的突然袭击不仅打破了关于以色列情报系统的神话，也打破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色列在军事上坚不可摧的神话。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成功地维持了在军事上战无不胜的记录。它不仅拥有最为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而且是美国最为重要的非北约盟国，每年从美国获得的军事援助超过30亿美元。与此同时，以色列还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个拥有三位一体核力量的军事国家。尽管以色列长期奉行“核模糊”(nuclear ambiguity，Amimut)政策,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色列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跨过了核门槛，是中东地区独一无二的拥核国家。但是，其超强军事力量不仅未能慑止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对其发动直接攻击，甚至在美国不遗余力地支持下也未能迅速地迫使对方屈服和让步。连被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认定为“什叶派轴心”背后主要支持者的伊朗，也公开对其境内目标直接进行报复性反击。这无疑是近几十年来中东地区出现的新局面，也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战略威慑的巨大失败。

其次，哈马斯的武装袭击不仅打破了以色列人对于和平与安全的幻想，也进一步改变了其国内政治生态。在国际社会看来，这次加沙危机不过是历史上巴以冲突的再现。但是，这场冲突对广大以色列民众的心理冲击却远远超出了过去40多年来的巴以冲突，大多数人都无法想象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后还会经历如此惨烈的伤亡。加沙冲突发生后，不少以色列精英表示：“这是以色列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the darkest days)”。以色列建国后就是一个枕戈待旦的国家，长期的孤立与战争导致以色列人有一种高度“不安全感”，对国家和土地有着“近乎病态的执着”。尽管内塔尼亚胡长期以“安全先生”自居，但他不仅未能成功预防哈马斯的袭击，也未能成功地营救人质，或是迫使对手屈服，更遑论重建广大以色列民众的安全感。此外，内塔尼亚胡对权力的痴迷，以及对宗教右翼的纵容迫使越来越多曾经主张巴以和解的自由主义者要么离开，要么被噤声。以色列《国土报》主编阿鲁夫·本(Aluf Benn)指出：“这次袭击粉碎了以色列人的基本自信，颠覆了长期以来对以色列安全、政治和社会规范的信念。”更糟糕的是，内塔尼亚胡政府应对哈马斯袭击的政策正在“摧毁以色列的民主和自由”。在经过一年战争之后，“以色列民主面临的长期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

再次，虽然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南部地区取得了一系列军事成绩，但却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战略损害，对其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的消极影响更是无以复加。其一，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冒险造成了空前的人道主义危机，不仅引发了全球性的抗议浪潮，也削弱了以色列立国的道义基础。作为一个二战后在纳粹大屠杀灰烬中诞生的国家，以色列在加沙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耗尽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和犹太民族苦难经历的同情，甚至多年来长期沉寂的西方反犹主义浪潮也开始死灰复燃。根据美国反诽谤联盟(ADL)统计，仅2023年美国境内就发生了8873起反犹事件，比上一年增加了140%。这是该组织自 1979年开始追踪反犹现象以来，反犹事件数量最多的一年。其二，以色列无视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意志，公开谴责、抵制联合国决议和联合国官员的做法严重削弱了其立国的法律基础。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81号决议，建议将巴勒斯坦地区一分为二，分别建立一个犹太国和阿拉伯人国家。这就是战后历史上著名的“分治决议”。半年后，以色列根据分治决议正式宣布建国。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诉求和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联合国决议，而非大流散时代以前的历史经历，而以色列对联合国的抵制和否定无异于抽掉了其得以建国的法律基石。

最后，就巴以关系而言，本轮冲突不仅使双方的政治和解更加遥遥无期，还将造成新的既成事实。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已经对哈马斯在加沙地区的存在造成了重创，虽然这并不会导致哈马斯迅速彻底消亡，但其未来将很难继续割据在加沙地带。对法塔赫而言，未来是否具备足够的权威和能力统一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目前还存在一定的未知数。换言之，巴勒斯坦人在选择谁来代表其推动建国问题上仍在存在巨大挑战。以色列对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重要地区的占领，很可能会在特朗普下一个任期内被固定化。特朗普当选后，一些以色列右翼政客已经表示，这将会为其占领更多巴勒斯坦人领土“带来机会”。凡此种种，都将使国际社会按照“两国方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难度进一步加大。由于“两国方案”是中东和平进程的核心，在国际社会尚未形成新的政治共识之前，任何对于“两国方案”的破坏都无助于巴以之间的真正和平。

从中东地缘政治和国际秩序的角度来看，本轮巴以冲突带来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它不仅加快了中东地区国际秩序的重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全球战略，并推动了中东大国政治的多元化。

从地区秩序来看，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伊朗通过支持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非国家行为体，迅速提升了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并打破了关于以色列安全牢不可破的神话。更重要的是，通过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实现和解，并融入新兴国家间的国际合作组织（如金砖国家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等），伊朗逐渐打破了以色列和美国的战略遏制，9·11后美国和以色列通过塑造“伊朗威胁”来构建地区联盟的政策随之破产。

二是随着海湾阿拉伯国家同时与以色列和伊朗改善关系，其战略自主性正在不断增强，未来有望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中发挥更大影响力。一方面，通过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地区事务中将会获得较大的回旋空间；另一方面，在急剧变化的地区格局面前，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伊朗都具有改善关系和建立互信的动力，双方直接对话不仅有助于减少误解和分歧，还有助于共同维护地区稳定。

三是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在冲突中的种种表现，说明其已经成为塑造中东地缘政治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军事政治力量。哈马斯和真主党对以色列的攻击，以及胡塞武装制造的红海危机，无不彰显了其作为地缘政治新玩家的巨大潜力。与此同时，它们采取的以小博大的非对称性攻击行动，或远程袭扰行动，未来很可能会被更多非国家行为体武装所仿效。

四是随着泛阿拉伯主义思潮的历史性衰退，以及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和解，阿拉伯-以色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将会进一步弱化。但是，包括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在内的地区大国围绕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二战结束以来，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中东地缘政治的核心。9·11事件后，巴勒斯坦问题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排序大大下降。哈马斯的袭击暂时凸显了巴勒斯坦问题的紧迫性并打断了《亚伯拉罕协议》进程，但长远来看，这并不能阻止未来以色列与更多阿拉伯国家的和解进程，也难以改变巴勒斯坦问题将继续被边缘化的残酷事实。

在全球层面，本轮巴以冲突进一步彰显了美国中东战略的困境，加速了其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衰落，并使中东大国政治趋于多元化。首先，由加沙冲突引发的地区危机彰显了美国中东战略面临的巨大困境。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提出了重回“大国竞争”的战略，认为“一个成功竞争的美国是防止冲突的最佳方式”。为了与中、俄等国开展所谓的“大国竞争”，美国政府开始寻求从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并淡化9·11以来的全球反恐战争。拜登政府在2022年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美国中东政策的5个原则，其核心便是减少军事力量的使用，通过“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中东，以“减少该地区对美国的长期资源需求”。然而，中东危机的升级不仅会延缓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步伐，也增加了美国卷入一场新的地区冲突的风险。

其次，美国在红海危机中的无所作为，不仅引起了中东地区盟友的离心，更加速了地区安全秩序的崩解。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建立了常设性军事基地，通过其庞大驻军为海湾产油国提供安全保障。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也信誓旦旦地表示：“美国不会允许外国或地区大国危害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在内的中东水道的航行自由”。面对胡塞武装对“与以色列有关”船只的频繁攻击，虽然拜登政府推动组建了多国联合舰队进行护航，但这并不能完全恢复海湾阿拉伯国家和跨国公司对于航运安全的信心。在红海危机中，美国面对作为一个非国家行为体的胡塞武装时的尴尬，更像是地区安全秩序重组的前奏。

再次，美国及其盟友加沙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政策，尤其是在加沙人道主义危机面前的漠视，引发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削弱了其在中东乃至全球的软实力。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以“人权卫道士”自居，而且屡屡以“侵犯人权”等为借口对其他国家进行指责或制裁。然而，在加沙问题上，美国与盟友却普遍选择了沉默与回避，以至于不少人权组织批评美国的“伪善”与“双重标准”。在它们看来，拜登政府曾经严厉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等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却“假装不裁决和资助以色列政府犯下的暴行”，这种做法的短期收益“远远抵消了它对美国信誉和利益造成的长期损害”。

最后，拜登政府与内塔尼亚胡联合政府围绕加沙危机所呈现出的分歧和矛盾，或意味着未来美国对于巴以问题和中东局势的影响力正在快速下降。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地区长期维持了“一超独大”的国际格局，不仅是在当地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外部大国，也是中东地区安全秩序的主要塑造者。然而，美国对以色列的大量军事援助不仅未能使其迅速建立新的有效威慑，也没有使以色列民众获得真正的安全感。事实上，无论是巴以冲突还是加沙危机，美国都没有能力和意愿提出更具创新性的政治解决方案，或是基于其全球战略而约束以色列的军事冒险行为。虽然中短期内其他大国还无法取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角色，但越来越多的外部大国将会在中东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